本文选自《中国公路》杂志2025年第07期

文/中国公路学会交通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贵州现代交通经济技术研究院赵光辉 宋怡

图/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宣传教育中心 鄂启科

贵州复杂的地形地貌在孕育自然景观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交通文化遗址。尘封岁月的驿道、镌刻历史的桥梁、洞见文化的渡口、融通思想的关隘，均以“活化石史书”的形式对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屯堡文化的价值内核予以显现。

2025年3月17日至18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贵阳市等地考察调研，他强调：“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应以贵州交通文化遗址为全新切入点，追溯红色文化的革命情怀，探寻阳明文化的悟道轨迹，探索民族文化的艺术渊源，考据屯堡文化的历史根脉，以四大文化工程为底座，对贵州交通文化遗产进行更深、更新、更精的挖掘。

交通文化遗址彰显着红色文化的历史厚重与现实思考，是一种活态化的见证。

首先，交通文化遗址体现出一种精神传承。

1944年，侵华日军由广西经黔桂公路进犯贵州黔南，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随即，日军行至城北9公里处，铁蹄被斩断于深河桥。“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这不仅仅是对抗战的注解，还记载了布依族、水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自卫队、护寨队在深河桥畔与日军展开的20余场英勇战斗。作为“正义之桥”，发生在深河桥的“转折之战”，体现了贵州儿女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敢于担当的精神传承。

其次，交通文化遗址展现出一种家国情怀。

晴隆县境内的二十四道拐是抗日战争中国际援华军需物资运输的大通道。晴隆各族人民自带修路工具和粮食，翻山越岭，奔赴工地。仅修建“一拐”到“四拐”就有近百人死亡，不少人因修路坠入山崖，还有不少人死于恶性疟疾。可以说，这条“抗战生命线”由无数生命堆叠而成，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体现了贵州人民乐于奉献、敢于牺牲、忠于故土的家国情怀。

再次，交通文化遗址呈现出一种理想信念。

遵义娄山关，北据巴蜀，南扼黔桂，这座兵家必争之关隘，记录了中国工农红军与敌人两次白刃肉搏、浴血奋战的辉煌战绩。娄山关战役，由“娄山关战斗”和“娄山关大捷”共同构成。“娄山关战斗”保障了闻名中外的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娄山关大捷”则是遵义会议精神指导下的四渡赤水战役的点睛之战，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是长征中的转折之战。“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是对娄山关战役“敢于超越”精神的集中再现，其内涵主要是坚定信念、实事求是、依靠群众、敢于超越，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鲜明体现。

▲关岭盘江桥保护碑刻

交通文化遗址承载着阳明文化的理论内蕴与实践内涵，是一种物态化的心学。

首先，交通文化遗址记录了王阳明坎坷的“学圣之心”。

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正月，王阳明由湘西新晃进入平溪驿。平溪驿，东傍今玉屏之天马山，西临平溪卫城，南接滇楚驿道，北濒馆驿码头，王阳明水陆并行百余里艰难到达。其入黔第一诗《平溪馆次王文济韵》有云：“山城寥落闭黄昏，灯火人家隔水村。蛮烟瘴雾承相往，翠壁丹崖好共论。”诗中清晰地描述出平溪卫城周遭山水相隔、崖险滩急的景象，一路入黔不可谓不艰险。

其次，交通文化遗址印刻了王阳明迂回的“入世之心”。

龙场驿作为奢香九驿中的首驿，人烟稀少、偏僻闭塞、瘴气弥漫，还经常有毒蛇猛兽出没，生活条件可谓极其恶劣。面对如此糟糕的自然环境，王阳明的思想心性在逐渐发生转变。贬谪经历的辛酸，筚路蓝缕的奔波，并未使他感到气馁，反而让他在这段特殊的旅途中不断地思考和反省。其后，在心学的心态思想上提出了立志、言善、纯理、万物一体、致良知这五种化解消极心态的方法；他还在龙岗书院开坛授课，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

再次，交通文化遗址勾勒了王阳明曲折的“求索之心”。

王阳明在贵州的贬谪之旅，历经了兴隆卫的艰险、天生桥的奇绝、蜈蚣桥的陡峭、六广渡的偏狭、水西驿的蜿蜒……一座座古桥、古驿道、古关隘、古渡口、古亭台、古枢纽，让王阳明在个人主动的游学求索与国家被动的历史演进裹挟下，寻找到了平衡与自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王阳明在贵州所历经的交通文化遗址，也是其寻找心中大道的一个个鲜活坐标，每一处都镌刻着他悟道、传道、论道的痕迹。

交通文化遗址传递着民族文化的思想精粹与文明火种，是一种历史性的考证。

首先，交通文化遗址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

奢香九驿，以偏桥（今贵州施秉县）为中心修筑了两条驿道。一条向北，穿过瓮安县境内的草塘，经客山（今湄潭县）以达乌蒙（今云南昭通）；另一条向西，经水东、大方以达毕节，与通往四川永宁（今叙永）的驿路相通，共建设了9个驿站。奢香夫人摒弃传统固步自封的思想，极力推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学习。通过这两条驿道，汉民族先进的农耕技术，以及筑水坝、架水车、安龙骨车、修水渠等技术得以传入少数民族聚居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制品也得到互相流通，还使得中原汉族对少数民族的认识不断加强。

其次，交通文化遗址体现了少数民族极鲜明的特色。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风雨桥”数量较多，极富文化气息。例如，侗族同胞居住的地方就有许多“风雨桥”，这些桥梁除了有躲避风雨的功能外，还兼具文化活动场所的功能，遇到重要节日，人们会在那里举行一些庆祝活动，载歌载舞。“风雨桥”极富民族特色，形状美观，结构精严，工艺考究，反映了贵州少数民族同胞高超的桥梁建筑智慧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大多数地方的“风雨桥”都采用廊亭结合的方式，也被称为“花桥”，再因白龙传说，“风雨桥”又有“回龙桥”之称。

2015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到黎平县肇兴侗寨的鼓楼考察时指出：“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要保护有形的村落、民居、特色建筑风貌，传承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民族特色在利用中更加鲜亮，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再次，交通文化遗址加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明成化、弘治时期，采取“移民就宽乡”的政策，大量移民进入贵州，桥梁修建次数有了一定增加。万历年间发生的“万历三大征”之一的平播战争，天启、崇祯年间发生的“奢安之乱”，明廷调集数省兵力进入贵州平乱，为便于行军，修建了大量桥梁与渡口。抗战时期，除去建立战时驿运组织机构，开辟战时驿运路线，设置驿站及配套驿运设施外，还招募、征调大批少数民族驿运运力和传统运具参与其中。纵观贵州的交通建设史，俨然是一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的融合发展史。

▲茶马古道—贵州关索岭古道

交通文化遗址形塑着屯堡文化的形制演变与技艺传承，是一种交互式的演进。

首先，交通文化遗址与屯堡建筑在功能上有相融相通的关系。

关隘在军事上的交通功能就是控制来往人员，征收关税，在中国古代有“关”“塞”“隘”“口”“徼”等不同称谓，大体上可以分为“经济型”“军事型”和“综合型”三种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屯堡建筑的形制构造与交通关隘有功能上的融通点。军屯、商屯和民屯的建制形态，分别体现出交通关隘的不同类型。屯堡建筑的营建技术、屯居设计、建材使用，以及屯内多层次的防卫体系，都与军事关隘有异曲同工之处。

其次，交通文化遗址与屯堡建筑在用材上有交流互鉴的痕迹。

屯堡民居多为石构建筑，以木为内部构架，使用“墙倒屋不塌”的穿头式柱架，利用地域材料——天然的页岩石来搭建房屋，形成了密不透风的石墙外立面和规整开敞的院落空间，进一步夯实了军事防卫和安全保障功能。因贵州多为喀斯特地貌，屯堡建筑的石质材料不仅是堡邸建设的主材，还是屯堡周围交通驿道、水渡桥梁、亭台筑基的常用建材，且垒筑方式、结构形制、铺陈技法（菱形铺陈法）都有相通之处。

再次，交通文化遗址与屯堡建筑在选址上有强因果的关联。

黔中屯堡聚落在选址上有“靠山不近山，临水不傍水”的特点。因为靠近水源和田坝区，能满足农业生产，支持屯堡的长期生存和发展。但是，交通线路的变动让聚落选址有了新的参照。良好的交通意味着更加便捷的物流、人流和更好的生活条件，村庄房屋的选址倾向从原来的“由土地肥沃度决定”转变为“由交通便利度决定”。在有能力改善居住条件和寻找更好生活机会的双重诱因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利用道路沿线田土修建新房，对外便利的交通和个体价值，已成为主导屯堡聚落当代形态演变自组织的关键因素，因此形成沿道路指状延伸的趋势。通过对老街巷、驿路、渡口等古交通遗迹的考据，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屯堡聚落的组织分布结构，如黔中鲍屯村、蔡关村、山旗组等聚落。

作为多维立体的历史遗存，贵州交通文化遗址不仅是地理空间的物质载体，更是解码区域文明的精神图谱。从深河桥的抗战精神到二十四道拐的奉献丰碑，从娄山关的信仰高地到屯堡聚落的空间智慧，四大文化工程在交通遗产中实现了时空维度的价值融合。站在新的时代坐标，各方亟需通过系统性保护和活态化传承，建立交通文化遗产价值阐释体系，真正将历史密码转化为发展动能。

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贵州现代交通史（23GZGX03）》阶段性成果。赵光辉系贵州财经大学贵州现代交通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宋怡系贵州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鄂启科系贵州省交通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