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佛堂：深山明珠的文化回响
系舟山绝壁间，一座石殿静立。殿内后壁，一位石雕僧人正探身欲出——他身披袈裟，手提陶壶，右腿迈出门槛，双眼微眯含笑。这座“僧人半掩门”雕像已在此定格四百八十余年，以永恒的姿态迎接着每一位探访者，引人遐想门后是否还有延伸的禅院。这一匠心独运的雕刻，正是明代石窟艺术杰作白佛堂最灵动的注脚。
“踏破云山翠几重，须穿石径入仙峰。
回崖断处青林绕，晓日升时碧草浓。”
隐于山腰的白佛堂，需沿蜿蜒石径穿行数里方能抵达。寺院布局依山就势，占地3715平方米，主殿石窟凿于千仞峭壁，东西配殿、关帝庙、钟楼等木构建筑散布周边。院中三株宋宣和年间栽植的松柏，枝干虬劲，与山风共语千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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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佛堂。摄影胡炜）
白佛堂的历史可追溯至北宋以前。初名“福田寺”，宋宣和年间（1119年-1125年）因供奉碧玉佛像更名“白佛堂”。金泰和四年（1204年），僧人悟真重修殿宇时开创性地将释、道、儒三教圣贤共奉一寺，成为宗教融合的珍贵见证。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面对屡遭兵燹的教训，住持如秀禅师发下宏愿：“世之坚者，莫过于石也”。他率工匠劈山凿岩，历时整整九年，终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建成不朽石殿。
整座殿堂完全仿木结构雕凿：面阔三间，进深二间，通面宽9.7米，通进深4.8米，前廊立柱雕蟠龙纹，柱间设六抹头隔扇门，檐下斗拱五铺作，拱眼壁嵌莲座小佛，屋顶瓦当、滴水、脊兽一应俱全。所有构件皆由山岩一体雕成，其精细程度令人叹服：梁枋榫卯分明，椽飞序列整齐，甚至松木纹理都清晰可辨。这种将整座建筑浓缩于石窟的技艺，堪称明代工匠的巅峰之作。步入石殿，最震撼的莫过于中央的千叶宝莲佛坐像。阿弥陀佛结跏趺坐于四层莲瓣组成的莲台之上，每瓣莲叶均雕一尊小佛，连同周壁佛龛共计104尊造像，故白佛堂亦名“百佛堂”。
白佛堂宗教主题在此展现人性光辉：东、西壁的供养人雕像，男像戴冠着官服，女像梳髻穿襦裙，疑为捐资开窟的夫妇。藻井中心佛道融合的八卦莲花图，周围四层小佛如星河环绕，“僧人半掩门”突破宗教程式，以生活场景传递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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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佛堂。摄影胡炜）
白佛堂作为中国明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填补了元明时期石窟史的空白。相较于敦煌、云冈的皇家气度，白佛堂更具民间生命力——其建造者“非王侯将相，而为中下层庶民”，雕塑风格写实与夸张并存，神像人化、人像神化，折射出明代世俗信仰的活力。
立于寺前，但见群山叠翠，石殿与绝壁浑然一体。三株宋柏静立庭中，风过时松涛如梵音轻诵。这座集自然造化与人文精粹于一身的古刹，历经战火兵燹、岁月更迭，依然保持着超脱时光的沉静——恰如古人所悟：“扫却尘心闻唤鸟，徘徊古寺觅苍松”。当夕阳为百佛镀上金辉，半掩门的僧人仿佛仍在浅笑，邀人步入石壁后的清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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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舟山风光。摄影破浪）
苍龙山下：民俗文化自然奇观交融
系舟山脉分支苍龙山坐落于忻州城区东南12公里处，山势如卧龙盘踞，林海苍茫，云雾缭绕。其名源于山形逶迤似龙、松柏苍翠如鳞的天然意象。山中有“龙王洞”“草帽尖”“将军岭”等未开发的原始景观，石人崖如武士戍守，虎头梁似猛兽蛰伏，炭梁则见证古代采煤历史，每一处地貌皆附着民间传说。近年来，苍龙山脚下的刘家山借助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开发乡村旅游，收到良好效果。
刘家山村最具灵魂的是传承千年的“龙王文化”。村民恪守“入伏送龙王爷上山，秋来迎龙王爷下山”的古律，每年立秋前后举行“龙王下山”祭祀仪式：数百村民执长绳牵引龙王塑像，在锣鼓与爆竹声中巡游村庄，信众献花馍果盘，祈愿风调雨顺。即便秋雨淋漓，十里八乡的民众仍蜂拥而至，人山人海。这一非遗民俗已成为苍龙山文旅的核心IP。每年古会期间以舞龙、晋剧、庙会等活化传统，吸引众多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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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龙王。摄影赵建斌）
春夏时节，苍龙山麓百亩油菜花田翻涌金浪，与1300株新栽松柏交织成黄绿锦毯。半山腰百年古松虬枝盘曲，登临可俯瞰忻州城郭，远眺系舟山脉层峦叠翠。
秋冬时节，松林墨绿如海，针叶间垂挂硕大松塔，山泉携落叶潺潺而下，清冽如冰；枯叶铺就的林径沙沙作响，偶有倔强绿草破土而生。若遇雪霁，雾凇凝结枝头，宛如水晶秘境。
苍龙山山腰有一观光亭，攀至亭上，可见云海浮沉山腰，将群峰裁为上下两重仙境。夕阳倾泻时，群峰化作“金山”，霞光浸染村庄，天地如鎏金画卷。
2020年，退役军人刘宏伟任村支书后，带领村民垦荒造林，整合废弃农宅与机动地，打造百亩油菜花田与13座农业大棚，培育红薯种苗、瓜果蔬菜，修复百年老宅为游客休憩中心，古井凉亭留存乡愁记忆，农家土饭招待远方客人。
以“五园两中心”（巢园、火园、智园、农园、享园+研教/游客中心）为骨架，植入多元体验。农耕文化区：红薯基地与采摘园串联农事体验；红色拓展区：依托将军岭等景观开发徒步路线；非遗活化区：龙王祭祀、北路梆子演出深化文化沉浸。
苍龙山与刘家山村的故事，是自然馈赠与人文坚守的和鸣——村民以虔敬之心守护山林，山林以丰茂之境回馈乡民。这条沉睡的龙，正借文旅春风苏醒，昂首腾跃于乡村振兴的潮头。
土匪寨、夏家寨：不同寻常的历史故事
在系舟山的大山深处，有许多高山寨堡，每一个寨堡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故事。请听我讲一讲土匪寨和夏家寨的故事。
让我们轻松穿越到明朝。
大明正德二年春天，系舟山的山桃花开得格外鲜艳，黄昏时分，被晚霞映照着，红遍了整个山岳。忽然，山脚下传来一阵喊杀声，王良带着几百悍匪匆匆奔逃，被无数官兵一路追杀，一头钻进了系舟山丛林中。
匪徒们且战且退，占领系舟山一座孤峰丛蒙山，修筑工事，据险固守。山西巡抚翟瑄率几千官兵前来剿捕，后将丛蒙山团团围住。双方一攻一守，酣战一月，翟瑄组织官兵数次进攻，土匪据险抵抗，愈战愈勇，箭石如雨，官兵血流成河，死伤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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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寨。摄影赵富杰）
所有战事并不是因为谁最勇敢，谁就能胜利，故事的结局是王良等因被断水断粮，杀马而食，许多人饿昏，甚至饿死，活着的人也无力抵抗。山寨被攻破，匪首王良等五十人被押至北京，斩首示众，其余人被流放三千里外。
这样一个充满传奇故事的土匪寨，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初冬，忻州说走就走户外登山群的朋友们相约攀登土匪寨，做一回“山大王”。
早晨七时在城门楼集合。21位探险者分乘四辆车向土匪寨进发，沿忻宏线向东到达定襄东霍村，再向南经过一大片开阔地后，进入系舟山的一条峡谷中。车停在峡谷口一个采石场中央。
沿着峡谷从西向东开始徒步。但见峡谷中乱石横立，峡谷两侧山势峥嵘崔嵬，山体形状诡异。初冬已看不到植被了，近处是黑褐色的，远山是黛青色的，朦朦胧胧。
刚开始徒步，大家精力充沛，脚步轻快，一个小时便到了山脚下。抬眼望去，土匪寨隐约就在山顶，但山势陡峭，巨石壁立。看来难度不小，几位弱“驴”，望寨兴叹，准备放弃登顶。领队朱部长为大家鼓劲:“远看危险，近走无忧，大家都能上去，我们今天必须攻下土匪寨，占领土匪寨，并保证无人员受伤。”
在朱部长的鼓励下，大家开始登山，互相帮扶，鱼贯而行。为了减轻同伴负担，我背了炉具、零食和三公升水，总共约二十斤，再背上一直陪我浪迹天涯的小鹰背包，总体感觉很轻松，一点也没有负重的感觉。
半山腰有一个石洞，可容纳三到五人，想必曾经是土匪寨的警戒哨。
上山的路越来越难走，也越来越危险。前方是峭壁，只容一人通过，脚下便是万丈深渊，一旦失足，后果难料。女士们有点害怕。朱部长一边鼓励，一边教她们要领：踩实、抓稳、不要向下看。前面几位战战兢兢相继通过，最后一位女士微胖，满脸汗珠，双腿打颤，人们都为她捏了一把汗，好在有惊无险。
距土匪寨最后几步是最险的一段，前面的人失足，会带倒后面的一群人，大家你拉我扶，一步一挪才相继登顶，第一个登顶的人和最后一个竟差了一个多小时。
十二时许，我们全部登顶，完全占领了土匪寨。
这里是一处平坦的地方，由石头围成的房子连在一起，俨然是一个寨子。石头垒在危岩之上，颇为壮观。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遥想当年，绿林好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啸聚山林，杀富济贫，与官府为敌，面对如此天堑，官府屡征屡败，莫之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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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土匪寨的驴友。摄影赵富杰）
偌大的寨子里只有石头墙壁，没有其他遗迹。不知几百年以来，这古老破败的寨子里发生过多少惨烈的厮杀，发生过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从土匪寨向东北望去，另一座山上隐约还有一处寨子，那是夏家寨。据说历史上（年代不详）有一夏姓人家，被朝廷冤枉，官府追杀，逃到此处，聚族而居，历经百余年。听说夏家寨更险峻，只有定襄少数驴友登临过。
历史的烽烟，早已被朔风吹散，只有山巅的寨堡孤独地守望着历史，守望着这里曾经的过往。我们只是过客，登临山寨为缅怀历史、抒发情怀，但我们更在意当下的感受和纵情山野的畅快。
人们在山顶聚餐，煮茶品茗，清风徐来，好不惬意。红尘喧嚣，浮世扰攘，能拥一怀山水，品清茶一杯，何妨在此坐老时光。
黄昏时候，所有人安全下山。走到山口，我不由回眸遥望，土匪寨掩映在雾岚中，更显得神秘而苍凉。
从明代至今，历史长河已流过五百余年，王良等被砍头了，但不管是褒是贬，王良的名字依然飘荡在丛蒙山的风中……
胡奋登高碑：七岩山上的西晋丰碑
一块沉睡千年的巨石，一段湮没无闻的历史，在数字技术下重获新生。在海拔1436.4米的系舟山山脊上，一块天然石灰岩碑刻巍然耸立。碑高3米，宽1.28米，斑驳的隶书在阳光下若隐若现——这便是西晋胡奋登高纪功碑，也是山西迄今发现的唯一西晋时期地上古碑。
1923年，定襄县乡贤牛诚修首次发现这块摩崖碑时，它已在山风中静立近1600年。牛诚修误判其为北魏尔朱荣碑，揭开了学术论争的序幕。此后的百年间，学者们各执一词：2008年有研究者提出曹魏秦朗碑说，碑刻年代在历史迷雾中更显扑朔迷离。
数字技术的破局时刻出现在2015年。忻州市文物管理处联合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对碑刻进行高保真三维扫描。当电脑屏幕上浮现出碑额清晰的“晋”字和“奋字玄威”四字时，现场专家激动不已——这与《晋书》记载的西晋名将胡奋（字玄威）完全吻合。这是山西确认的首块西晋碑，全国范围也属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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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奋登高纪功碑。摄影毛有为）
历史的故事是这样的：西晋咸宁二年（276年）二月，并州边境告急。鲜卑大人息须鞬泥率部进犯，这位曾祖父是鲜卑雄主大檀的领袖，给晋王朝带来严峻挑战。监并州诸军事的胡奋临危受命。他统领中军步骑五千、并州六郡部队及匈奴四帅联军，共五万大军屯驻忻定盆地。胡奋以强大军力为后盾，实施“加税赏，复税盐”的怀柔政策：增加给鲜卑的岁赏，免除其池盐贸易税。恩威并施下，息须鞬泥最终率七万四千户归附，实现了“朔边无风尘之警，黔首晏然”的和平。
当年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胡奋携官属登临定襄七岩山南冈，远眺代郡、雁门、太原、西河山川，这位刚经历丧子之痛的将军“登高顾望凄怆增伤”。侍从们仿效《诗经》中歌颂周召公的典故，共同刊刻此碑。
走近石碑，半圆形碑首下，字径4厘米的隶书虽风化严重，仍可辨关键信息。碑额全称《晋使持节监并州诸军事冠军将军关内侯登高碑毛有为摄胡奋德行碑并颂》，彰显着主人的身份与功业。碑文末尾的颂词虽残缺不全，“牧彼徐凉”“允武允文”等字句，仍可窥见时人对这位文武双全将领的敬仰。三米石碑承载的是一部微缩的西晋史。碑文中“周之邵父、晋之魏绛”的比喻已模糊难辨，但胡奋促成七万鲜卑部众归附的功业，仍在山风中低语。当登高者抚过“奋字玄威”的刻痕，仿佛看见公元276年的那个重阳节——一位将军站在平靖边关后的山河之间，将和平的誓言刻进石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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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舟山风光。忻府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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