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昌忠
2001年3月，我赴京参加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
刚到北京，和北京的朋友打了几个电话，就得到一个消息：国家决定今年将拿出资金支持全国十个省的博物馆建设。
湖北是全国的文物大省，但是湖北省博物馆当时的展览面积远远达不到要求，而且展厅破旧急需改造扩建，这么好的消息，为什么就没有听说呢？知道此消息后，我第一时间拨通了分管文物的副厅长沈海宁的电话询问此事：“此事你知道吗？”
沈说：“知道。”
“既然知道，为什么没有及时告诉我？”
沈说：“蒋厅长，有个情况你可能不知道，在你来文化厅之前不久，省博物馆的编钟馆刚刚建成。在编钟馆落成典礼上，省委蒋书记在讲话中说：这些年在省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拿了5000多万元，花了十年时间，终于把编钟馆建成了。当然，这与我省作为文物大省来说，还远远不够，但是现在省财政确实非常困难，所以我希望你们好好把新馆管好用好，十年之内再不要提建设新馆的事情了。”
沈说：“ 正因为蒋书记有言在先，所以我们知道情况后也就没有向你报告了。”
因是蒋祝平书记带领我们一起在北京开会，得知这一情况后，转头我就找到书记汇报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提出马上向国家有关单位写报告，得到了书记的同意。紧接着又拨通了沈的电话：“连夜召集有关人员，夜以继日几天之内将申报材料、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搞好送到北京。”第二天又向书记汇报：“申报材料几天内即可送到，据了解：国家计委、财政部今年安排资金支持十个省级博物馆建设，各省已纷纷上报争取，现在已经同意提名安排十三家了，不但不能再增加了，还要刷三家下来。如果我们现在送报告上去，肯定没人理了。唯一的办法只有请您出马，和我们一起到国家计委，财政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四个单位跑一趟，您能不能安排一点时间？”……书记笑着说：“你想得真美，这次来北京开人代会，我开会期间的所有空闲时间在出发前就已经被省有关部门和地市领导要求帮忙的事排满了，你就是要我跑一个部门都安排不下了，还四个！”
▲以蒋祝平书记为首的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湖北省代表团代表
婆婆心，豆腐嘴。最后终于把我们敬爱的蒋书记见缝插针地请到这四个部门去跑了一趟。俗话说：老帅出马，一个顶俩。此时深感此话要改了，不是一个顶两的问题，顶100个都不止，不是省一把手亲自出面，我们的这个号一定挂不上去了。由于书记的吃苦耐劳，我们终于挂到了第14号。
号是挂上去了，但是我们是第14号。国家计委明确宣布只安排十家，能挤进去吗？如果下一步的工作做不好，我们还是渺无希望。
怎么办？我们必须接着采取过硬的措施来办好此事！
第一个想到的是必须找一个攻而有术的人和建立一个过硬的专门班子来公关。找谁呢？把文化厅当时所有成员一个个分析以后我深感虽然个个素质高，事业心强，办事认真负责，每个人对自己分管的业务不可厚非。但为此事到北京去攻关确实不是他们的强项，社会联系面不广、爱面子不能放下架子大胆去求人是他们致命的弱点……只好扩大范围考虑人选。想来想去，最后定格在洪湖市政府办公室陈传胜副主任身上。因为我在洪湖市工作期间，他曾多年担任洪湖市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联系面广，活动能力强。加上他又是洪湖人，洪湖是革命老区，曾在湘鄂西革命老区战斗过在北京的老革命们对洪湖的事是倍加关注，给予大力支持的。心里想着就这么定！
但此时在脑袋中却出现了“私”字一闪念。因为我自1979年从政后，先后工作了多个岗位，每次调到一个新岗位时，从来没有把老单位的部下带过去一个，这次调一个老部下到新单位来，别人会不会有意见呢？当然，这仅仅是一闪念，为了工作的需要，即刻着手办理把陈调文化厅工作一事。
第二个想到的事是如何到北京扎下根来，名正言顺、扎扎实实地来办这件十分困难的事。此时，突发奇想到北京去建一个办事处。省里的一个厅级单位单独到北京去建立一个办事处，在全国还没有先例，这样搞行吗？北京市会批准吗？全国30个省，每个省都有几十个厅局，如果每个厅局都到北京去建一个办事处，岂不是天下大乱了吗？
事情紧急，顾不得那么多了。当陈主任刚来报到时，当即就叫他带两个助手赴京办理设办事处的事。
苍天不负有心人，不久后，《湖北省文化厅驻北京办事处》被北京市有关部门正式批准。
办事处成立了，办公地点怎么办？好在陈在当洪湖市驻京办主任时洪湖市就在北京买了一栋房子办公，就找他们先借几间房子作为湖北省文化厅驻北京办事处的临时办公地点吧。
第三个想法就是办事处成立了，厅里没有办事处的正式编制，无法争取到省财政的经费，如何解决？因文物局还有编制，只好将陈纳入省文物局的编制，任命他为湖北省文化厅驻北京办事处主任，鉴于经费紧张，决定除工资和出差费用外，其他经费一律由他们自筹。在当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也只有如此下策了。好在当时改革开放，有些规定放得比较松，因此厅里给了他一个在主攻省博物馆建没项目的基础上另外找机会搞一些其他的项目，项目成功后可以提一些手续费纳入办事处作为经费使用的意见。为了鼓励他们圆满完成任务。我和分管的沈厅长向他们表态：你们在北京遇到困难，需要我们出面时我们一定随叫随到，需要省领导出面，我们也一定把省领导请到北京去和你们共同做工作。
几个主要的问题解决后事情迅速进入正轨。
两个多月后陈主任高兴地回汉报告：“我们的项目名次已经入围了，而且升级到了第八名”。我听了以后非常高兴，但即刻提醒他：“现在办事千变万化，第八名不可靠，请君再努力，一定要争取继续往前排”。
又过了一段时间，陈主任又高兴地报告：经过努力，我们的项目已经排到第五名了，全国搞十家，就是砍一半，我们也稳坐钓鱼台了。我听后，反而觉得不靠谱了，说：我们能从第十四名进到前五，说明你们作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在做工作，外省也在做工作呀，万一别人又挤到我们前面去了怎么办？还是不能掉以轻心！项目年底就要评定了，最后的时刻最容易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样才能争取到最后的胜利！
在最后一搏中，他们没有辜负大家的希望，名次上升到了全国第二名。
关键的时刻到了，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在年底开会时，由于国家全年的预算大大超支，为了收支平衡，决定压缩一些项目，其中关于支持省级搏物馆建设项目确定由年初定的十个削减至两个。
好险啊！如果不是防患于未然，我们就差一点名落孙山了。
天有不测风云。评比时天津博物馆因排第三名而落榜了，他们的这个项目是原来在天津工作过的中央一个主要领导打过招呼的，在天津的要求下，这个领导亲自找到这些有关部门的头头要求把天津博物馆的项目补上去，但因当年的钱确实用完了，最后只好决定从已评上的前两名中各扣回一亿元给天津，此事才就此了结……
为天津的事国家资金减少了一亿元还算小事，省配套资金的问题却成了大事了。因国家投资的项目，如果没有省配套资金的配套保证，国家是不会批的。开始时，为了将国家的资金争到手，我们多次要求省财政等有关部门出具省配套资金的保证报告。由于当时湖北省财政确实十分困难，始终得不到省有关部门和分管省领导的批准。后省主要领导打招呼，加上当时我们省排在第十四名，他们想到我们省在这个项目上并没有希望，才勉强签了字上报。没想到最后成真了，配套资金到哪儿去筹集呢？省配套资金不到位，国家是不会拨款的。为此事反复作工作才得到解决，直到2002年11月28日才举行开工典礼。三年多后工程峻工对外开放。
▲湖北省博物馆第二期工程完工后的雄姿（右下角土黄色的展馆为第一期完成的编钟馆，其他蓝色的建筑全部是第二期工程新建的展馆，包括主馆和楚文化馆等。）
2006年上半年，原中宣部部长与文化部、全国文联等领导来湖北省博物馆考察，在汇报时我们提出了全国博物馆免费对群众开放的建议，长春部长当时表态要湖北省博物馆先作试验。使湖北省博物馆成为全国第一家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博物馆。试验验收成功后，全国所有公办博物馆，美术馆等开始全方位进入免费向公众开放的时代。
▲2006年中宣部部长到湖北省博物馆考察调研
2007年11月5日-20日，第八届中国艺术节在湖北省隆重举行。湖北省博物馆以最新的姿态免费迎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和人民群众……
这个小故事到此就讲完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赘述一下，因为这段经历我曾经和几个朋友谈过，有一个地方他们不解，就是湖北省文化厅驻北京办事处的同志在没有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办事的效率为什么还这么高，能够把排名从14排到第二，是怎么做工作的？他们的意思很清楚，就是他们在没有送钱送礼的情况下，还能把工作做上去，这个工作是怎么做的？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主要有三点：
一是陈主任在洪湖市驻北京办事处工作了多年，社会面上的朋友和领导很多，有众多朋友和领导的大力支持。加上有困难时，除了我们几个正副厅长外，有时还将分管的副省长王少阶同志请到北京去作工作，使任务完成事半功倍。
二是当时贪腐现象还很少，办事送礼送钱的情况不多，一般朋友们之间和去见领导就带一点土特产品。花不了多少钱。在朋友和领导之间多串串门，多帮帮忙，多跑跑腿，甚至于有时间帮忙做做家务，大家的友谊就非常好。互相帮忙是一种风气。
三是洪湖是革命老根据地，在洪湖曾经战斗过的人见到洪湖人办事非常支持，有什么事大家都乐意帮助。我记得有一个洪湖老乡，去北京找贺龙的夫人，没什么东西带，用空酒瓶在洪湖灌了一瓶洪湖水带到北京，见到洪湖水，贺老总的夫人薛明非常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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