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年前，众多游客涌向巴黎观看尸体

19世纪70年代的巴黎，昂贵的平板玻璃往往指向两种可能：高端商铺的橱窗，或是供人围观的公共舞台。而在巴黎停尸房(la Morgue de Paris)，这两种属性以诡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停尸房内，无人认领的逝者躺在倾斜的大理石台面上，上方细流不断——这是为延缓腐烂而设计的装置。部分遗体仍穿着被发现时的衣物，更多则赤裸着身体，仅在隐私部位覆盖皮革腰布。

外套、皮靴甚至雨伞等遗物，被悬挂在尸体旁，像橱窗里陈列的线索。若遗体腐烂严重，工作人员会用蜡像替换，确保展示效果。

每日都有人群聚集在巨大的玻璃幕墙外。小贩穿梭其间，向围观者兜售橙子与华夫饼。旅游指南将停尸房与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并列推荐，不少家庭带着孩子前来。巴黎人并非为哀悼而来，他们更像前来观看一场特殊的“演出”。

这座停尸房最初是作为法医工具，用于识别无名逝者，却意外成为巴黎最阴森的景点。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艺术史教授、视觉研究研究所所长凡妮莎·施瓦茨(Vanessa Schwartz)提到：“有记者在1907年停尸房关闭时说，它是‘人民的第一座免费剧院’。”但这里同时也是法医技术革新的前沿阵地。

如今，悬案在短视频app上以迷你剧的形式传播，真实犯罪题材占据播客排行榜。而150年前的巴黎人无需算法，就能将死亡转化为娱乐——他们拥有世界上首个公共停尸房，这场关于身份识别的城市实验，意外暴露了人类将悲剧转化为表演的本能。

世界首个公共停尸房

巴黎并非有意打造奇观，一切始于一个现实难题：如何处理无名遗体。19世纪初，巴黎人口突破50万并持续激增，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随之出现：许多逝者无声无息地离去。

从塞纳河(Seine)打捞或在小巷发现的尸体，常因身份不明无人认领。由于缺乏通知公众或寻找亲属的机制，城市始终无法弥合生者与死者的鸿沟。

“人死后遗体无人认领——这在当时是个现代性难题。”历史学家、即将出版《停尸房》(MORGUE)一书的作者卡特里奥娜·拜尔斯(Catriona Byers)解释道。为解决这一问题，巴黎于1804年开设首座停尸房，这座依附于警察局的建筑朴素实用，纯粹为身份识别功能而设计。

但城市的变革也推动着停尸房的转型。彼时的巴黎正被重塑为展示国家权力的舞台，宽阔的林荫大道、宏伟的建筑立面与新地标拔地而起。“它成为奥斯曼改造后巴黎的一部分。”施瓦茨说。1864年，停尸房迁至西岱岛(Île de la Cité)巴黎圣母院后方，新址不仅人流量密集，从街道上也能清晰望见建筑全貌——昂贵的玻璃幕墙、朝向窗户倾斜的石板台，以及尸体上方持续流淌的水流，都将市政功能悄然转化为展示场景。

这些设计绝非偶然。停尸房的布局完全遵循奥斯曼改造的逻辑：秩序化、开放性与可视性兼具。它本是试图将死亡“文明化”的场所，却在这一过程中成为无法抗拒的观看对象。

真实犯罪狂热的意外剧场

19世纪60年代，巴黎人的停尸房之行逐渐变味——他们不再是单纯的访客，更像是忠实的“观众”。这种转变与媒体的推动密不可分。随着插图报纸的流行，停尸房里离奇案件的耸动报道层出不穷。游客不仅来现场观看，还会追踪事件进展，如同追剧般期待“剧情”发展。

法国版便士报“小报”用惊悚标题、夸张推测与尸体素描，进一步点燃公众热情。拜尔斯指出，人们可以通过报纸追踪案件，从最初报道到停尸房认尸，再到最终审判——这已是早期形式的系列真实犯罪内容消费。

某些遗体尤其受到关注，比如在可疑情境下被发现的年轻女性。“当时观念认为女性应居于私密空间，”施瓦茨分析，“她们在停尸房的出现，象征着家庭秩序的崩塌。”而技术革新更助长了这种狂热：平板玻璃提供无遮挡视野，冷藏技术延长展示时间，蜡制面具掩盖腐烂痕迹。每一次改进都让公众停留更久，隔着玻璃、越过冰冷的大理石台面，凝视着蜡制的面孔或真实的遗体。

到19世纪末，停尸房的日接待量超过卢浮宫，是埃菲尔铁塔的四倍。文学巨匠也难以抗拒：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曾多次到访，甚至在圣诞节当天前往；而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在1867年的中篇小说《黛莱丝·拉甘》(Thérèse Raquin)中，将停尸房作为批判社会奇观崇拜的载体。“左拉从不掩饰这种吸引力，”施瓦茨说，“他深知停尸房暴露了人群的本质。”

重塑全球法医学

19世纪80年代起，全球城市开始效仿巴黎停尸房。“它的影响力极其深远。”拜尔斯说。纽约、旧金山完全复制其模式，罗马、柏林、里斯本、墨尔本、布加勒斯特等城市也纷纷跟进。

但巴黎真正输出的不仅是建筑形制，更是专业技术——这里成为全球法医医学与现代警务技术的中心，各地法医在此受训后回国建立类似体系，警察部门也学习巴黎的尸体识别技术与犯罪现场规范。

未曾消逝的观看遗产

1907年，巴黎停尸房因改革者呼吁“死亡隐私”而关闭。新建成的设施远离喧嚣，没有玻璃幕墙与围观人群。但公众对“观看”的渴望从未消失——同年，巴黎永久性电影院兴起。

施瓦茨认为这绝非巧合：对现实主义奇观的追求，不过是找到了新的媒介载体。停尸房实际上开创了一种视觉语言，模糊了公共责任与私人猎奇的界限。

这个空间邀请人们凝视、猜测、推理，而人们也确实一次次前来——不仅为辨认死者，更为观看“故事”的展开。“停尸房揭示了公民义务与偷窥欲之间的微妙关系，”拜尔斯总结，“这种影响至今仍在塑造我们对待死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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