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两千年：文明的十字路口

2025年五一客流涌入敦煌的前一天，我跟随向导坐越野车沿240省道进入敦煌以北的戈壁滩——240省道是2024年刚建成的新路，通往新疆哈密。有了它，进疆就不用绕行一百三十多公里去柳园走312国道了。

穿过横亘戈壁的连绵雅丹，绕过荆棘丛生的香炉墩湿地，经过汉代长城遗留下来的土门墩、高望燧等一系列夯土烽燧，眼前俨然出现了一条河道——这便是此行的目的地。河水甚浅，略显浑浊，河道中形成片片草滩，引得沿岸黑驴黄牛纷纷涉水入河食草啜饮。对于来自包邮区的我来说，这只是一条流量偏小的溪流，但在水贵如油的西北戈壁，它却是支撑文明繁衍和传播的生命之源。

这就是疏勒河——蒙语意为“浑浊之水”——我国罕见的向西流淌的河流。它发源于河西走廊西部，历史上曾穿过整个东疆南部注入罗布泊，乃是楼兰古国兴盛的缘起，更是汉代丝绸之路赖以形成的自然基础。在它的中游，汉人建敦煌郡，取义“盛大辉煌”。

疏勒河敦煌段视觉中国图

汉家关塞

河西走廊本是化外之地。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西域，霍去病攻略河西，首次将这条位于祁连山与阿拉善高原之间的走廊纳入中华版图，建立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前三郡由东向西一字排开，皆与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对峙，唯有西南侧的敦煌郡处于安全地带：只要酒泉郡扼守住居延泽—弱水（今居延海—黑河）一线，阻断匈奴入寇河西走廊的西侧通道，敦煌郡便可高枕无忧，发挥其作为汉王朝交结西域诸国起点的作用。

汉代丝绸之路主要分为南北两道，北道出玉门关，依冥河（即今疏勒河）西行，至罗布泊北岸的楼兰国，再沿着罗布泊的另一条水源孔雀河上溯至焉耆，随后沿塔里木盆地北缘西行；南道出阳关，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西行。两者一北一南，绕过横亘南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最终会合于瀚海西端的疏勒国（今新疆喀什，名称与疏勒河无关）。南北两道各有利弊：南道依托阿尔金山和昆仑山北麓的冰川融水提供水源补给，沿途自然环境更为艰苦，但人烟稀少，相对安全，故留下“阳关大道”之称；北道水源较为丰沛，但扼守水源要冲的楼兰国在汉朝与匈奴之间朝秦暮楚，为商道安全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加上东汉后期河流改道，罗布泊日渐萎缩，造成北道水源也急剧下降，因此汉代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往往需要在南北两道之间权衡利弊，是一桩靠天吃饭的艰难营生。

不过无论是走南道还是北道，无论是从阳关还是从玉门关出入边塞，位于两关东侧的敦煌都是往来商旅的必经之地。如果拿今天的海运来作譬喻，玉门关宛如外高桥码头，阳关则好似洋山深水港，两处码头所吞吐的货物均集散于上海——汉代敦煌在丝路贸易中的地位便相当于今日之上海，乃是汉代中国最大的外贸口岸。

汉代丝绸之路线路图供图王在田

与丝路贸易之勃兴相伴生的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佛教于东汉以“白马驮经”的形式传入中国，由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僧人将释迦牟尼造像和《四十二章经》从大月氏用白马驮至洛阳，并由汉明帝敕建白马寺安置这批最早进入汉地的“佛、法、僧”，标志着佛教正式在中国开枝散叶。可以断定，这两位僧人和这匹白马都是从敦煌进入中国的。

有意思的是，建于初唐晚期的莫高窟第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壁画将佛教东传的时间前推了近两百年，附会到开拓丝绸之路的先驱张骞身上。由于摄摩腾和竺法兰是汉明帝从大月氏请来的高僧，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恰恰是为了寻找大月氏以期东西夹击匈奴，这两件并不相干之事被这幅壁画糅合到了一起，宣称汉武帝讨伐匈奴获得两座金人，其曾孙汉宣帝不解金人来历，派张骞出使西域探访，从而将佛教请回了中国——霍去病确实曾缴获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但没有证据表明它是一尊佛像。

这则变造出来的历史故事最早出现于《魏书·释老志》——《魏书》因其史料取材粗疏、曲笔阿时而被史家公认为“秽书”。如今已经无法确知《魏书》编撰者魏收究竟是出于疏忽大意而误录了错误史料，还是出于宗教虔诚而有意编出了这条子虚乌有漏洞明显的谣言。它在浩如烟海的二十四史中仅是一则鲜为人知的笑谈，却通过莫高窟壁画而广为世人所知，教人领略了一千五百年前的“历史虚无主义”实例。

敦煌莫高窟《张骞出使西域图》视觉中国图

乱世边陲

西晋灭亡后，我国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割据时期，河西走廊所在的汉代凉州行政体系遭到摧毁。从公元317年到439年的两个甲子年间，共有五个自称“大凉”的政权先后割据敦煌，依次为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和西凉，其中西凉还曾于公元400年在敦煌定都建国——所以敦煌也算做过“一朝古都”，尽管只有五年时间。此后西凉被北凉所灭，北凉又被北魏吞并，敦煌才重新回到中原政权的版图。

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宝藏莫高窟便是在五凉割据时期开始兴建的。

根据唐代《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莫高窟的第一座洞窟由游方僧人乐僔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这个年号来自当时短暂统一中原的氐族政权前秦，但其时敦煌的统治者其实是汉族政权前凉，要到十年后的公元376年它才被前秦灭亡，因此这通李克让碑的撰文者搞错了政权用错了年号。

乐僔首窟现已无迹可考，但这一时期开凿的部分石窟保留至今，统称为北凉窟群，其中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一座乃是275窟。虽然这座石窟今年并不向公众开放，但每次来到莫高窟我总会去看一眼——由于它在艺术史上的重要性，275窟乃是敦煌研究院精心临摹并向世人展示的八座莫高窟和榆林窟石窟之一，因此常年可在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内观摩其等比例仿制的临摹窟。

275窟西壁主尊是一座交脚弥勒坐像，他头戴三珠宝冠，隆鼻深目，神态自然而富有线条感；上身赤裸，体魄强健，胸前佩戴璎珞，腰部以下着羊肠裙，布料褶皱极富质感，展示了鲜明的犍陀罗艺术风格——这是早期佛教造像艺术在中亚地区形成的独特风格。由于南亚次大陆与东亚之间被高峻的喜马拉雅山脉阻隔，佛教的传播需要向南通过东南亚或向北迂回中亚方可进入东亚，它在向中亚传播时恰逢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将古希腊文化带到了这一地区，因此形成了以古希腊雕塑手法表现佛教题材的造像风格，史称犍陀罗风格。这座275窟交脚弥勒坐像既然是莫高窟最早的塑像之一，势必承载了原汁原味的舶来品风格，标志着南亚宗教与欧洲艺术风格融合后在敦煌这个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踏入了华夏文明的门槛。

除了犍陀罗风格，275窟还提供了另一项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实证：阙形龛。龛乃是凿岩破壁而成的空间，用于造像供奉，在印度与中国的各大石窟中均极为常见；阙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特有形制，起源于商周，兴盛于两汉，乃是起到门户作用的两侧对称高台——“阙”通“缺”，有缺口之意——李白“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和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中的“阙”指的都是这种汉代礼仪性建筑。275窟南北两壁上部将佛教的石龛与中国的宫阙相融合，以此表现弥勒菩萨的修行场所兜率天宫，可见早在莫高窟开窟初期，汉族画师与工匠就已经开始运用本土元素表现外来宗教，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生命力。

敦煌莫高窟第275窟北凉洞窟，可见阙形龛。视觉中国图

275窟南北两壁中部绘有太子出游四门图、尸毗王割肉贸鸽等佛传故事和佛本生故事，且不细说这些宗教故事，光是画中人物的面部特征就很有意思，往往是两个大黑眼眶和两道鼻梁线连接法令纹，乍看好似汉字中的“小”字，这便是莫高窟著名的“小字脸”。说实话，这些人像一点也不美观，倒像是稚童涂鸦的简笔画。其实画工在绘制这些人像时运用了传自西域的凹凸晕染法，在眼球、鼻梁处加绘白色颜料以表现高光，从而强化面部轮廓形成立体感。只可惜千年以降，这些含有铅的矿物颜料氧化褪色，反而凸显出了眼眶与鼻梁处的线条，故而形成“小字脸”；再加上莫高窟坐西朝东，其东侧缺乏高冈蔽日，洞窟又普遍较浅，容易遭到东升旭日的直射，因此成为壁画褪色的重灾区。

这回离开敦煌后，我又重访黄河上游刘家峡水库西侧的炳灵寺石窟，首次登上了坐落于大佛头顶的169窟。窟内北壁壁画保存完好，能够看到运用凹凸晕染法绘制人像的原貌，与莫高窟壁画可以相互印证。

隋唐锁钥

在南北朝时期，敦煌历经了北魏、西魏和北周三个北朝政权，于隋唐时期重新回到大一统的中原王朝统治之下。在北方突厥势力的压制下，隋炀帝十分重视开拓王朝的东西两翼，除了三次亲征辽东以外，还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位驾临河西走廊的帝王巡视张掖，在西域增设了伊吾（治所在今哈密）、鄯善（治所在今若羌）、且末（治所在今且末）等郡。隋朝败亡后，继而崛起的大唐帝国延续了前朝重视开发西域的地缘政策，以更大的热情经营丝绸之路，从而为敦煌的二度复兴创造了机遇。

汉代丝路在敦煌以西的玉门关与阳关分为南北两道。到了唐代，由于罗布泊日益干涸，原先沿疏勒河西行的北道不再具备水源加持，丝绸之路随即发展出了新的线路：由肃州（原酒泉郡）沿疏勒河西行至瓜州后转而向北，穿越莫贺延碛戈壁抵达东天山南麓的哈密，再沿天山南北两侧西行，这便是唐代丝路的中道与北道。为了管理这两条战略通道，唐代的玉门关不再设于敦煌以西的汉代故关，而是后移至瓜州以东——唐代高僧玄奘为了前往天竺佛国留学而偷渡出境，便是迂回进入祁连山区，绕过了唐玉门关的边检。至此，敦煌——唐代改称沙州——成为玉门关外的丝路南道起点。

唐代丝绸之路线路图供图王在田

敦煌石窟艺术在十六国与南北朝前期的主要特征是佛教东传，外来文化艺术通过丝绸之路融入华夏文明，在莫高窟留下了浓郁的异域风格。而从南北朝后期和隋朝开始，随着华夏文明经历三个世纪的动荡变乱后再度复兴，对石窟艺术产生了强烈的反哺与创新，换而言之就是对艺术风格的本土化创新，以及对宗教内容的世俗化改造。

就艺术风格而言，这个时期的莫高窟壁画出现了大量采用国画技法的青绿山水，用色上偏重金彩和朱赭，均体现了汉地风格；造像则摒弃了南北朝前期“梵像西来”的形象与技法，加入了更多的中国元素，佛祖、菩萨的汉人化趋势显著加速，倒是天王、金刚形象随着唐朝军队中异族武士的增加而更趋胡人化。譬如，佛教中的菩萨人设原本是以智慧与慈悲普渡众生的觉者，早期西域造像往往表现其体格刚健；而进入中国后，菩萨逐渐被赋予女性化特征以展现其慈善悲悯，起初表现为“男身女相”，后来被全面改造为女身女装的女神形象。除了为大众所熟知的观世音菩萨以外，莫高窟的众多胁侍菩萨造像也完整展现了菩萨在中土的女性化过程，例如隋代420窟的胁侍菩萨嘴唇上方尚有髭须；到了初唐的57窟就成了婀娜多姿的美丽少妇，被誉为“美人菩萨”；再到盛唐的45窟，胁侍菩萨身形作S形曲立，身姿曼妙，妩媚动人，已全无男性特征。

深圳敦煌展上复原的第45窟，右二为作S形曲立的胁侍菩萨。视觉中国图

再如广受国人喜爱的飞天伎乐，在北朝和隋代壁画中还是几对刚健魁梧的大男人在空中到处飞翔，到了初唐其体型大为缩水，面相也趋于柔和，再到盛唐则成了盈盈无骨、漫天飞舞的花季少女形象，充分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追求。

然而，随着盛唐气象在“安史之乱”的烽火下戛然而止，延续近九百年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模式（中原—西域）在敦煌迎来了新的方向——青藏高原。

雪域雄狮

唐朝在西域设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分别控驭今天的南疆和北疆，确保丝绸之路北、中、南三道的安全与畅通。北庭都护府的主要对手是蒙古高原和中亚草原上的突厥系游牧民族，而安西都护府则负责防御青藏高原新兴的部落联盟——吐蕃。前作《探访“山地之王”：高仙芝的高原足迹》曾经作过一个比喻：吐蕃就像一头被困在高台上的雄狮，在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都遭到唐军封堵，下不了青藏高原——其中安西都护府就负责据守昆仑山北麓的于阗（今新疆和田）、播仙（今新疆且末）等绿洲重镇，将吐蕃军压制在昆仑山南侧。

但到了公元755年，中原爆发“安史之乱”，唐玄宗、唐肃宗反复抽调河西、陇右以及安西、北庭都护府的精锐部队回援平叛，致使西北守备空虚，吐蕃遂抓住这一战机，重新主攻青海河湟地区，然后北越祁连，由东向西依次占领河西走廊上的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瓜州，最后于公元786年经过长年围困拿下沙州。唐军“守州八年，粮械尽，乃出降”，“沙州降，自是河西尽没”（《新唐书·吐蕃传》）。

对于吐蕃而言，敦煌是河西走廊最难抵达的区域，它位于构成青藏高原西北边缘的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弧线中段，无论是从西端的于阗还是东端的凉州前往敦煌均路途遥远，而沿着今天最便捷的通道——沿215国道从当金山口翻越阿尔金山直下敦煌——又需要首先穿越柴达木盆地的盐淖、雅丹等极为干旱严酷的地形，大大超出了古代军队的后勤补给能力。因此，吐蕃不惜花费二十多年时间，稳扎稳打，步步进逼，才最终绕道河西走廊侵占敦煌。

吐蕃此举亦极具战略眼光：首先夺取河西走廊东端的凉州，封住连接中原与西域的河西走廊入口，再向西逐次进攻被切断归路的河西各州乃至守卫西域的安西、北庭都护府，将其各个击破，西域诸国遂尽入其掌握之中，吐蕃成为承继大唐西域统治体系的摘桃人。

吐蕃占领瓜、沙二州后，首先大肆掠夺其物资和货物，根据敦煌出土的《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唐地财富丰饶，聚集起来运往西域之财宝贮于瓜州者，均在吐蕃攻陷之后截获，是故，赞普得以获大量财物，民庶、黔首普遍均能穿着唐人上好绢帛矣”。此后，敦煌石窟艺术受到了青藏高原密教艺术的影响，今天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所收藏、展示的众多藏传佛教艺术品就是这个时期遗留下来的。

归义军兴

吐蕃对西域的统治仅维持了六十二年。公元838年，吐蕃最后一位赞普达玛·乌东赞——他更为世人熟知的名字“朗达玛”其实来自密教史书《贤者喜宴》的蔑称，意为牛魔王达玛——即位后推行灭佛政策，四年后被僧侣暗杀，吐蕃陷入长达百年的内战，一度领有青藏甘新和中亚一部的强大王朝瞬间土崩瓦解。而敦煌的汉人豪族张议潮趁机发动起义，于公元848年驱逐吐蕃统治者，光复瓜、沙二州，重建汉族政权，后被唐朝册封为归义军节度使，寓意“回归忠义”。

孤守敦煌、瓜州的归义军政权前后延续了将近两个世纪，又可分为前期的张氏归义军和后期的曹氏归义军。张氏归义军执政66年，大致处于晚唐时期，而曹氏归义军则跨越了五代与北宋前期，执政长达122年。我们今天在莫高窟看到的中唐时期洞窟对应于吐蕃统治时期，代表作有158窟、158窟壁画中的吐蕃赞普形象；晚唐时期洞窟对应于张氏归义军统治时期，代表作有156窟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和《宋国河内郡夫人出行图》；而五代时期和宋代洞窟则对应于曹氏归义军统治时期，代表作包括61窟的《五台山图》、454窟的《牛头山瑞像图》、98窟的《于阗国王供养人像》等等，此外瓜州榆林窟也有大量曹氏归义军时期留下的壁画。

敦煌莫高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视觉中国图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根据61窟《五台山图》所提供的线索发现始建于唐代的国宝级建筑佛光寺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我倒更愿意谈谈个人更为钟爱的98窟《于阗国王供养人像》。最初看到这幅壁画的摹本是在新疆和田博物馆——当时我沿着丝绸之路从兰州出发前往埃及，经过敦煌后穿越南疆抵达和田，已然无法调头回去观摩原作，只得继续一路西行，直到十年后才有机会重访敦煌，看到这幅念兹在兹的华美画作。

这身于阗国王李圣天像高达2.8米，是敦煌现存四身同一题材供养人（开凿石窟的出资人）像中最高大的一身——早期的北凉窟群，如前文提到过的275窟，供养人画像位于壁画底部最不起眼的地方，身高不足30厘米；此后供养人形象不断“拔高”，体现了金主爸爸地位的日益提升，到了唐代末期已经超过真人身高，成为与主尊佛像同等比例的伟岸形象。

从新疆和田到甘肃敦煌，如今走陆路的最短距离仍长达近1800公里，比从敦煌到长安的距离还要远得多。这位李圣天国王从未到过敦煌，为什么会作为供养人出现在莫高窟的壁画中呢？

这就牵涉到归义军政权所处的复杂环境：晚唐和五代时期的归义军在地理上处于戈壁沙漠环绕的敦煌绿洲，民族上则处于异族环绕的汉族孤岛：南面隔着阿尔金山和柴达木盆地是业已崩溃的吐蕃故地，西面隔着塔里木盆地是以于阗为主的西域诸国，北面隔着莫贺延碛是西州回鹘，东面则是以张掖为中心的甘州回鹘。

回鹘是源自漠北的游牧民族，它是协助唐朝击败突厥的关键力量，也是唐朝在蒙古高原的长期盟友。几乎与吐蕃崩溃同时，回鹘汗国在雪灾、内斗与外族入侵的多重冲击下于公元840年灭亡，其残部中的一支向南经居延泽—弱水通道进入河西走廊，称为甘州回鹘，后演变为今天的裕固族；另一支向西迁徙至高昌，称为西州回鹘，后来与西域各族融合后形成今天的维吾尔族。

西州回鹘与归义军之间远隔沙漠，没有直接军事冲突，而甘州回鹘占领肃州后与归义军驻守的瓜州对峙，其间还有疏勒河相连，便于行军补给，从而成为瓜、沙两州汉族政权的最大威胁。为了保境安民，张氏、曹氏归义军均曾向甘州回鹘称臣，其中张氏归义军曾与甘州回鹘形成“父子之国”，称回鹘可汗为“父”；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曹议金则娶甘州回鹘公主为妻，与回鹘的天睦可汗成为翁婿关系，再将自己的女儿嫁入回鹘，通过传统的和亲手段与占据军事和经济优势地位的甘州回鹘保持和平共处。

与此同时，曹议金又把另一个女儿远嫁给三四千里之外的于阗国王李圣天，送亲驼队路上走了将近两个月。他的目的有三：一是垄断丝路贸易。于阗是当时南疆最强大的国家，位于丝路南道西端，而敦煌位于丝路南道的东端起点，归义军与于阗联手即可确保丝路南道的畅通与安全，坐收巨额贸易收益；二是增强军事力量。归义军在于阗女婿的支持下不仅可以将有限的军事力量全部投放到与甘州回鹘对峙的东线，还可以从于阗获得粮食、牲畜等战略物资，补充敦煌绿洲出产的不足；三是实现大国外交，提升自身的政权合法性。

要知道这位于阗国王李圣天是汉文化的忠实拥趸，他原名尉迟散跋婆，出于对“中华上国”的景仰而给自己起了汉名，以唐朝国姓“李”为姓，模仿唐朝体制改造于阗国的行政制度，效仿中原使用年号，连宫殿也要按照汉地规制修建——距离于阗最近的汉族聚居地敦煌无疑向其输送了大批“援建专家”以输出中原文明。后来李圣天越玩越大，向归义军提出要去中原进贡，奉唐朝为宗主国——这可就麻烦了：敦煌与中原之间早已先被吐蕃后被甘州回鹘阻断，归义军自己要上洛也非常困难；更何况此时唐朝已经灭亡，连伪称继承唐嗣的沙陀族政权后唐都亡国了，中原政权已经改易为后晋，哪还有什么唐朝来给于阗国当宗主国呀？

然而这可难不住长袖善舞的归义军曹氏——曹氏乃是遍游天下善于经商的中亚粟特人后裔。此时曹议金已病故，其长子曹元德即位后不久就与一度兵戎相见的甘州回鹘修复了关系，说服回鹘可汗向其开放河西走廊通道，然后陪着于阗国使臣抵达后晋首都开封府，觐见后晋高祖石敬瑭。此时的石敬瑭作为契丹的儿皇帝刚刚定都开封，亟须获得天下诸侯的承认，对于归义军和于阗国远道而来主动输诚十分满意，旋即派出使节跟着曹氏回访于阗国，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或许是曹氏利用了语言上的信息不对称，抑或是李圣天看破了蹊跷但没有揭穿，总之这位大唐朝的粉丝并没有对由后晋而非唐朝对其册封提出异议——也许他在于阗推行的一整套汉化改革就是为了凝聚人心巩固政权，至于具体由谁来册封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此时的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德也已病入膏肓，送走后晋使节不久就死了，由他的弟弟曹元深继任，过了五年又传位给了三弟曹元忠——曹氏归义军九年内换了四任节度使，却没有引发内乱外患，牢牢地巩固了敦煌政权，这背后的原因不言而喻：对于西域大国于阗而言，归义军既能打通关山万里又能交结天朝“大唐”，起到了西域与中原的枢纽作用；对于甘州回鹘而言，归义军既有于阗大国撑腰又与中原政权同文同种，对其自然不敢小觑；对于后晋政权而言，归义军虽然僻处沙漠戈壁，东西皆有强国环伺，却堂堂正正坚持汉家礼仪不改——这样的厉害角色获得了各方的重视，小小归义军的政权合法性也因此得到了各方尊重，在强敌环伺之下生存了下来。此后曹家小儿子曹元忠在位三十年，曹氏归义军达到了鼎盛阶段。

让我们回到这身于阗国王供养人像，它绘于98窟主室东壁南侧，也就是窟门内侧南首。由于背对入射阳光，因此壁画色彩与线条保存完好。国王李圣天身穿中式帝王服饰，面容文质彬彬，并不像西域胡人，这一点既与《魏书·于阗传》对于阗国人“貌不甚胡，颇类华夏”的历史记载相吻合，也与出使于阗的后晋使臣高居诲“圣天衣冠如中国”的记录相符。

李圣天的服饰中最抢眼的是绿色：冠冕上垂有绿玉珠串，耳垂上挂有绿玉耳坠，两只小指上戴着绿玉戒指，手中托着一把镶嵌绿玉的香炉——这些绿玉就是于阗国最重要的矿产资源：和田玉。与此作为印证，莫高窟61窟主室东壁南侧的女供养人群像中，嫁给李圣天的曹议金小女儿头饰上同样满是绿玉珠翠，展示了玉国王后的华贵仪态。

北京展览馆“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中的《于阗国王供养人像》复制图视觉中国图

根据研究者分析，98窟李圣天像应该是于阗国受到后晋册封后，曹氏归义军抓紧赶工推出的献礼工程，而不是由李圣天作为出资人绘制的，这也展现了曹氏笼络人心的外交手腕。更有意思的是，这幅画像底下还有一层，也是供养人画像，画的很可能是曹议金的岳父岳母——甘州回鹘天睦可汗及其眷属。为了给归义军的坚强后盾李圣天腾地方，就只能委屈一下虚与委蛇的回鹘君主，用灰泥把他们的画像涂掉了。

风流云散

曹元忠逝世后54年，新兴的党项族势力由河套地区攻入河西走廊，曾经的河西霸主甘州回鹘灰飞烟灭，末代回鹘可汗逃到敦煌投靠归义军寻求庇护，而党项统帅李元昊则一战成名，四年后继承其父成为北宋册封的西平王；又过了四年，李元昊挥师瓜州、沙州，攻灭了曹氏归义军，末代节度使曹贤顺出降，整个河西走廊成为西夏的后院；再过了两年，李元昊在兴庆府（今银川）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

由此，敦煌进入长达191年的西夏统治时期，敦煌艺术也进入西夏风格时期。

看西夏风格壁画建议去瓜州榆林窟，而且得看特窟——西夏时期壁画的一大特点是人像的批量复制，画工使用预先绘制的羊皮模板（称为“粉本”）覆于壁画表面，通过刺孔粉拓法将线条复制到壁面，再通过流水化作业，一组线描面部，二组绘制衣纹，三组负责敷色，四组剪贴金箔……以此提高绘制效率，确保内容统一，从而产生了大量千篇一律的菩萨像。我在参观榆林窟普窟时听到讲解员背诵讲词，说这是宋代敦煌壁画的特点，不禁默默摇头——宋代是中国绘画史上古典写实主义的高峰，追求技法程式与精神自由的和谐共存，怎么能把西夏壁画程式化复制的锅扣到宋朝头上去呢？

此外，由于榆林窟的西夏造像多已灭失，替代为清代的粗劣涂抹或者拙劣重塑，因此其普窟的艺术价值相当有限，而2窟、3窟两个特窟则保存了西夏风格壁画的精华，尤其是3号窟在题材上兼容并蓄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主题，体现西夏国与北宋和吐蕃的文化交往，在绘画上采用宋代创新技法，在内容上又借鉴了汉地写实风格，较之莫高窟壁画展现了新颖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珍贵的社会生活画面，从而被誉为西夏艺术宝库和丝路佛教绝响。由于西夏于公元1227年被蒙古屠灭，国都兴庆府被焚毁一空，在《二十四史》中又没有留下独立正史，因此这个政权在河西走廊尤其是在敦煌留下的文化艺术遗存成为后世研究其历史的重要材料。

北京展览馆“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中的榆林窟第3窟《普贤变》复制图视觉中国图

西夏灭亡后，在蒙元统治的近150年时间里，敦煌汉族逐渐流散，莫高窟的千年辉煌也走到了尽头。1372年，明军西征收复河西走廊，在敦煌设沙州卫所，但主要依赖当地的蒙古人、回鹘人实施自治；到了嘉靖初年，在伊斯兰化的蒙古政权东察合台汗国攻势之下，明朝索性大幅收缩防线，放弃了东疆与肃北，将瓜、沙二州的剩余汉人全部撤入嘉峪关。直到两百年后的清朝雍正时期，我国才重新将敦煌纳入版图。

榆林窟视觉中国图

又过了一百五十年，有一位原籍湖北麻城的王姓道士沿着疏勒河云游到了敦煌莫高窟。此人身世坎坷，漂泊半生，务过农也当过兵，“道士”只是他的身份而非宗教信仰，因为他在已经荒废了六个世纪的莫高窟定居下来，清理积沙，打扫洞窟，化缘募款，想要重振莫高窟的佛缘——这显然不该是一个道士的本业。

1900年6月，王道士在一座大窟的甬道上意外发现了一眼小窟，里面整齐地码放着五万余件佛教经卷、文书、绢画，时间跨度从4世纪到11世纪。现在我们知道，那是曹氏归义军晚期，敦煌正面临党项人步步进逼的灭顶之灾，僧侣们遂将文献资料封存在一座高僧的纪念窟中，直到近九百年后被王道士无意间发现。

这些经卷是敦煌作为东西方文明十字路口集腋成裘而汇聚的人类文化精华，王道士虽然不识货，但也知道其弥足珍贵。他首先向当地政府汇报，希望朝廷拨款修缮莫高窟，但此后的六年间无论是敦煌县长还是省教育部长（甘肃学台）都没有采取任何具体保护措施。然后他遇到了一个远道而来的匈牙利裔英国探险家，自称“英国总理教育大臣”，愿意将这些佛教瑰宝运回印度，在佛国故土重振佛教。王道士引为同道知音，遂欣然将他带入藏经洞中挑选敦煌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