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作为一位痴迷于历史探访与文化行走的旅人，我曾开启过名为#纵断日本古城行#的系列旅程。或独自探访，或与好友翁道逵律师结伴，几年间竟已踏足日本五十余座古城。当然，这在日本现存的一万余座古城遗迹中，不过如沧海一粟。
7月5日，我与日本中国研究所所长杨多杰伉俪自东京启程，前往静冈县袋井市参加由著名茶学家、原爱知大学教授松下智先生主办的“喫茶巡礼in东南亚——触摸茶文化之旅”。在挂川车站转乘之际，站内展示的古城介绍如磁石般吸引了我的目光。向来奉行“行路遇景必探”原则的我，当即劝说多杰夫妇一起“搂草打兔子——带捎的”，做个顺道一访。于是，我们开启了这场与挂川古城的邂逅。
说起来那是1336年，中国处于大元王朝的至正二年，江淮地区遭遇特大旱灾，黄河改道加剧民生困境，朝廷颁布法令整顿吏治，一番折腾。邻国日本则形成南北朝对峙局面，室町幕府在京都成立，进入“战国时代”武士阶级主导的乱世。1497年，当时骏河国与远江国交界的远州平原上，一座名为“挂川城”的石垣要塞悄然崛起。据《静冈县史》记载，此城由地方守护大名今川氏家臣朝比奈泰熙主持修建，其基座石垣采用独特的“栉纹砌法”，这种粗粝的砌筑方式不仅坚固，更暗含战国时代“防御至上”的生存哲学。
那时的挂川城，日本人如今把它称为是“边疆要塞”。从地图上看就可以知道，它北扼天龙川，南望浜名湖，东接骏河国，西通三河国，恰似一把锁住东日本水陆交通的钥匙。这种地理优势，让它在1560年今川义元上洛时成为关键补给站——朝比奈泰朝率领2000精兵攻克织田军鹫津砦，切断敌方粮道，却在著名的“桶狭间之战”后因主君战死被迫退守。这段历史，如今在挂川城二之丸御殿的隔扇画上仍然留有痕迹：画中武士铠甲的鲭节纹饰，正是今川氏家徽的变形。
其实，这里还曾是日本战国乱世忠义与背叛的舞台。1568年（永禄十一年），武田信玄入侵骏河，挂川城迎来命运转折。今川氏真退守这座城时，朝比奈泰朝为了稳定军心，亲手斩杀有谋反嫌疑的井伊直亲。这一杀鸡儆猴之举，却在《井伊家谱》中留下矛盾记载：一方称其“果断镇压叛逆”，另一方则指他“滥杀功臣”。这种历史迷雾，恰似御殿内那道保留至今的1861年地震裂缝——残缺中见真实。
后来，德川家康的登场，为挂川城注入新变量。1569年冬，他率军围城五月，最终迫使朝比奈泰朝开城。据《德川家康传》记载，家康入城后做的第一件事，竟是修复被战火损毁的茶室。这一细节，在二之丸茶室的“炉缘”上仍有体现：家康命工匠用桧木重制的茶炉，其纹理走向与原物分毫不差。这种对文化空间的重视，预示着挂川城将从军事要塞转向政治中心。
1635年，山内一丰对挂川城进行大规模改造。这位曾参与“关原合战”的藩主，把京都二条城的“书院造”风格引入远江。如今保存完好的二之丸御殿，便是这段历史的活化石：大广间的“附橱”设计，既可展示武士铠甲，又能作为文书收纳空间；白书院的“床之间”壁画，描绘着四季山水，其使用的矿物颜料至今未褪色。
1868年，明治政府颁布《废藩置县令》，挂川城迎来新生。令人惊讶的是，这座武士之城并未被拆除，反而被改造为“挂川寻常小学”。据《静冈县教育史》记载，当时的改造方案颇具创意：天守阁被用作礼堂，御殿的十二个房间分别改为教室与实验室，甚至茶室也被保留为“茶道教育室”。
这种转型背后，是时代巨变的缩影。1872年，日本第一条铁路东海道线开通，挂川站成为连接东京与大阪的枢纽。此时，城下町的武士住宅区开始出现西式建筑：清水银行、报社、百货店鳞次栉比，而挂川城则成为“传统与现代对话”的象征。
1945年，太平洋战争的硝烟未散，挂川城却已满目疮痍。幸运的是，主要建筑因采用桧木与榉木结构，虽遭火攻仍保留主体框架。1951年，静冈县政府启动“挂川城复兴计划”，一个大胆的决定被写入方案：完全复原江户时代的木构天守。
这项工程耗时43年，其间发现诸多惊喜。1967年，工人在拆除临时支架时，意外发现一批江户末期的文书，其中记载着藩主与茶人之间的交流细节；1982年，天守阁顶端的“鯱”装饰被修复时，工匠发现其内部竟藏有1603年的祈愿文书。这些发现，让挂川城的复兴超越了建筑层面，成为一场全民参与的历史重构。
在挂川城麓的二之丸茶室，我们看到女茶人山田老师取出家康时代遗留的“宗三瓜纹”茶碗，为游客点一碗薄茶。当抹茶粉在茶筅下泛起泡沫，庭园里的青苔与白砂突然有了生命——这方1994年复原的枯山水，其砂纹由山田老师亲手梳理，正如她所说：“武士每天整理心绪，我们每天整理砂纹。”
这种对“日常性”的坚持，让挂川城超越了单纯的历史遗迹。现在，当游客在茶室外的连廊漫步时，或许会遇见一群身着忍者服饰的导览员——他们在此巡游，用火绳枪表演重现江户时代的“城祭”。这种古今交织的场景，恰似茶室中那枚同时刻着家康徽章与明治年号的茶罐，诉说着一个民族在传统与现代间的永恒对话。（2025年7月8日写于东京乐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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