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一个穷的只剩开放女人的国家，加汽油免费，令人长见识

我第一次到委内瑞拉是2009年。那会儿街上亮堂堂的，商店开得晚，咖啡香味顺着街角爬进鼻腔。口袋里揣着十几枚玻利瓦尔，能喝一杯加糖加奶的咖啡，顺手再拎块巧克力。牛肉按公斤卖，价格便宜得让人心虚。华人朋友笑着说，他恨不得一天有二十五个小时，时间不够用，钱来得太快。石油的钱像潮水，推着城市往前冲，人们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停。

七年后我再来，是2016年，风把那层光泽全刮走了。上城的路费从30涨到75，司机听见我砍价，只摆手。说是油还是免费补贴，但加不上。凌晨一两点就得排队，运气不好，轮到你时油罐见底。要是着急，就去黑市，一升五美分变成五美元，谁都知道这价差从哪儿来的。队伍里的车子打着趴窝的盹，所有人都在等一个不一定出现的“下一桶”。

城里也变了样。咖啡馆的灯昏昏的，仿佛随时会灭。我还是点咖啡，30玻利瓦尔，端到手里是苦的。没有奶，没有糖。

店员耸耸肩：缺货。她说油价暴跌后，店一间间关，药店的卷闸拉下来就不再打开。电像小孩子发脾气，说停就停。她压低声音说工资从每月一百美元掉到三四十，够不够吃，要看那几天有没有断电、有没有排上油。我把一美元小费放在碟子里，她盯着看了两秒，说能不能再加点，她家还有孩子。我多放了五美元，她道谢的声音发抖。门口正好闹起来，一个小姑娘推门进来要钱买卫生用品，店员脸色冷得像玻璃，一句“不准胡闹”就把人赶出去了。

小姑娘站在门外，手攥得紧紧的。我追出去问，她说今天第一次来生理期，尴尬得快哭。母亲不信，觉得她又要往外跑。我拿出二十美元，说当我的向导，带我转一圈。她抬头看我，点点头。

她走在前面，带我穿过街口的涂鸦墙，走到河边的旧桥上。一路上她讲自己家：妈妈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父亲早就走了。她说这里的女人强，很多人从来不指望男人，生了孩子自己扛，有时把孩子交给外公外婆，再出去打工。她没把这话说得轻松，像是用牙齿咬着说出来。她才十四岁，朋友圈里已经有人带着孩子去超市排队买奶粉。她说不想学她们，可她也不明白，为什么长大会被当成要闯祸的信号。我听着，只能说你妈怕你受伤，她学到的生存法子也只这一个。

傍晚时分我把她送回咖啡馆。她妈妈看了我一眼把头扭开，还是悄悄塞给女儿一个纸袋。那里面有几片备用的卫生巾。人心在紧张的日子里总会留个空给怜悯，这个空有时很小，但足够装下一点体面。

出了店，我转进一条巷子去买水。柜台后面的老板一口闽南话，笑着问我是不是福建人。他说，这里的混血多，姑娘长得漂亮，从前是祝福，现在是麻烦。经济一塌糊涂，年轻人没工作，有人就盯上外地人和外地人的钱。他让我别在街上晃，也别跟陌生人走太远，防的不仅是抢劫，还有设局。他把我领到二楼茶座，说发电又停了，等会儿要用柴油机。他说这些年，真正要紧的，不是钱，是关系。有了关系，柴油、液化气、汽油都有人帮忙搞到；没关系，你就等，等到天亮也不一定有。

他招呼几个当地伙计上来打招呼，说都是左膀右臂。每人月薪两百美元，另一个负责接送孩子，多给两百。以后街上有事，就找他们。华人在这座城市混，靠得是抱团，靠得是把人情织得密一点。说话间楼下黑了一片，他叹气，转身去拉柴油机。机器哮叫起来，灯光慢慢复活。灯亮到一半又抖了一下，像不情愿回到人间。

他提起那天午后的小姑娘，笑我心软。我说我只是看见了她的难。有时候人的好奇心会把人带到危险边上，但我那天更想的是，把人从边上拉回来一点。老板摇头，说你不懂，这里的人活得太用力了，轻轻一碰就会掉进坑。他话没说完，楼下有人喊他的名，他靠在栏杆答应一声，转过头来表情平静。我忽然觉得这城市里真正稳的，不是房子，不是店面，是人和人之间那根拴得紧的绳。

晚饭在街头摊子上解决。烤肉的烟上来，我鼻子一酸，是怀念，也是心虚。旁边的保镖把帽檐压得低低的，说今晚不太对劲，帽子叔叔在街上活动。那是当地人对某个部门的昵称。我抬头看街口，一辆车慢慢停下，车里人看了看我们，又开走了。保镖说走吧，别逞能。我点头。夜里的歌声很热烈，踩在脚下的路面却像在下沉。

回到船上的时候已经快午夜。我靠在甲板围栏上看城市的灯忽明忽暗，心里冒出一个荒唐的念头：几年前我还答应同事，要在这儿替他找个女朋友带回去给他认识。现在想起这句话，有点脸红。你走近一个地方，先遇见的是风景，再进去一步，会撞上现实。现实会逼着你把曾经那些轻佻的想法收起来，仔细看人，仔细看制度留给人的生活缝隙。

第二天清晨我又路过那家咖啡馆，门没开，窗玻璃后有人影。后来终于进去，还是点了一杯黑咖。杯沿磕了一道口子，我端着喝，苦得扎嗓子。店员笑，说你怎么不加糖。我也笑，说糖没了。她说不光糖，牛奶也没了。我问她工资发了吗，她摊手。她也不抱怨，像讲天气。外面有人喊，排队领汽油的队伍动了两米，有人欢呼。那样的欢呼在别处只会出现在球场里，在这里跟吃饭一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