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中的龙华守护

来源：【宝安日报】

硝烟散尽，精神永曜。在龙华这片红色热土上，白石龙曾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巍巍阳台山见证了龙华儿女的英勇与智慧。

如今，当我们踏访这些红色印迹，从烽火岁月中淬炼出的爱国情怀、奋斗意志与军民同心的红色基因，早已融入龙华的城市肌理。它们不仅是历史的教科书，更成为现实的动力源：化作攻坚克 难的锐气，推动龙华从昔日抗战根据地到如今数字经济高地的跨越。

在寻访中汲取力量，在传承中勇毅前行，龙华正以奋斗姿态续写革命精神新篇，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注入磅礴的红色动能。

烽火阳台山

——龙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阳台山，这里不仅有山水相依的自然美景，更蕴藏着一段弥足珍贵的红色历史。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南大地迅速燃起抗日烽火。在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龙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奋勇抗争，以阳台山为中心，开辟并巩固了抗日根据地，为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秘密组建抗日武装，到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再到成功实施震惊中外的“秘密大营救”。阳台山见证了龙华儿女的英勇与智慧，也铭刻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战传奇。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段烽火岁月，重温龙华抗日根据地的光辉历程。

开辟阳台山抗日根据地

1939年1月，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严峻形势下，中共东宝县委根据中共东南特委的决定，组建了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这支队伍开始从东宝边区向龙华、乌石岩、望天湖一带挺进，深入发动群众，组织民众武装抗日，并设立税收队，开展战时财政工作。

市民在深坑遗址了解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相关历史。

牛栏前村的种清、弓村的周吉和周振熙等成为龙华地区最早一批加入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他们深入农村，教青年识字、唱歌，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迅速在龙华民众中播下抗日火种，并培养出一批抗日积极分子。到1939年底，王作尧部已从最初的120余人发展到200余人，与曾生部相互配合，在广九铁路两侧并肩作战，威震惠东宝地区。

然而，抗日武装很快面临来自日、伪、顽军三方的夹击，形势十分严峻。1940年春，曾生、王作尧被迫率部东移至海陆丰地区。部队转移后，龙华本地的抗日青年依然坚守岗位，忠诚担当，表现出非凡的智慧与勇气。周吉冒着生命危险，将部队留在弓村的31支枪和9担军毡妥善掩藏，直到部队重返阳台山时，这些物资全部完好无损地归还。

1940年9月下旬，根据上下坪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王作尧率第五大队再次挺进望天湖（今民治一带），以白石龙中医刘鸣歧的二层小白楼为部队驻地，在阳台山上陆续建立起医务所、粮站等后勤设施，并创办报纸，宣传抗日主张。经过不懈努力，阳台山抗日根据地成功开辟并牢牢扎根，为后续的抗战打下坚实基础。

军民齐心粉碎日军“扫荡”

在第五大队的有力支持和中共宝安地方组织的坚强领导下，龙华人民同仇敌忾，纷纷组建自卫队，积极配合游击队作战。1940年冬至1941年初，赤岭头村、弓村、陶吓村、白石龙村、望天湖、雷公径（今民乐）、横岭、樟坑等村相继成立抗日自卫队，由第五大队统一指挥，成为抗击日军的重要力量。

各村自卫队分工明确，队员日夜轮流站岗放哨，密切监视日、伪、顽军的动向。其中，横岭抗日自卫队地处中心位置，成为敌情传播的关键节点。一旦发现敌情，村民便以敲铜锣、吹螺号为信号，迅速组织群众坚壁清野，转移至山林隐蔽，游击队也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与此同时，各村还成立了妇女会和担架队，平时协助第五大队采购柴米油盐等生活物资，战时则负责煮茶做饭、运送伤员，为前线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妇女会中涌现出许多感人事迹，有的妇女坚定支持丈夫、子女参加游击队，有的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抗日志士。

在党的领导下，龙华乡、民治乡抗日民主政权相继成立，为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奠定了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随着第五大队力量的不断壮大，驻宝安日军感到极大威胁。1941年6月至9月，日军先后出动2000余人，连续八次对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面对强敌，龙华人民与自卫武装紧密配合游击队，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最终粉碎了日军的疯狂进攻，成功保卫了阳台山抗日根据地。

阳台山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

1942年1月，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在白石龙主持召开东江军政干部会议，史称“白石龙会议”。会议决定将曾生、王作尧部正式命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即后来赫赫有名的“东江纵队”的前身。以此为标志，以白石龙为中心的阳台山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游击区逐步扩大，成为当时东江惠东宝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中面积最大、影响力最强的抗日阵地。

在根据地内，党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政策，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同时加强抗日宣传，动员更多青年参军参战。根据地还设立了学校、医疗站、粮站等，为军民提供教育、医疗和生活保障，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抗日后方。

大浪阳台山。

阳台山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不仅是军事斗争的需要，更是党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的结果。龙华人民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筑起了抗击日寇的铜墙铁壁，为华南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

史无前例的“秘密大营救”

1941年12月8日（当地时间12月7日清晨），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后，日军迅速占领香港，并对抗日爱国人士展开大规模搜捕。为营救被困于香港的爱国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南方局、驻港机构及东江游击队，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秘密大营救”行动。

阳台山胜利大营救纪念碑。

1942年1月13日，当交通员带领邹韬奋、茅盾、胡绳、戈宝权、沈志远等第一批文化名人抵达白石龙时，他们激动地高呼：“到家了！到家了！”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一批又一批文化名人通过秘密交通线安全转移至白石龙。

为了确保营救行动万无一失，白石龙区委和民治乡抗日民主政府紧密配合，在曾生、王作尧的指挥下，由民治乡代乡长刘鸣周带领党员和抗日自卫队队员，在丫髻山、扬美、蕉窝、深坑等村修建山寮招待所，作为文化名人的临时隐蔽点。同时，组织全乡自卫队和妇女会会员参与后勤保障工作，负责采购物资、做饭送餐、站岗放哨，确保每一位文化名人都能安全转移。

在整个大营救行动中，白石龙作为文化名人脱险归来的重要隐蔽基地，未发生任何泄密或安全事故，充分展现了龙华人民的智慧、勇气与担当。阳台山抗日根据地，成为这些文化名人名副其实的“安全港湾”。

阳台山，铭刻着一段血与火铸就的抗战历史。从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的组建，到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的成功开辟；从军民同心粉碎日军“扫荡”，到“秘密大营救”行动的圆满完成，龙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坚定的信念、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智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今天，当我们站在阳台山之巅，俯瞰这片曾经战火纷飞的土地，更应铭记那段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抗战精神。烽火虽已远去，但阳台山的红色记忆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注：阳台山曾用名“羊台山”，2020年6月，经深圳市政府批准，“羊台山”地名恢复为“阳台山”。恢复地名后，为保持部分景点、建筑的原貌，石岩广场牌坊上的“羊台山”，以及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题字的“羊台山森林公园”“羊台叠翠”等字样仍继续保留。

白石龙灯火

——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在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白石龙社区，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片繁华的现代化都市景象。然而，当人们放慢脚步，深入探寻这片土地的过往，一段惊心动魄且意义非凡的红色历史便会徐徐展开。80多年前，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这里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邹韬奋、茅盾等众多爱国民主人士与文化人士在躲避日军搜捕后，从敌占区香港成功脱险，而白石龙便是他们脱险后的第一站。

近日，记者走进白石龙社区，踏入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去重新寻访那段激荡人心的红色历史，探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江游击队创造的历史奇迹，以及为何隐蔽在高山密林间、仅有数十户人家的白石龙古村，会成为文化名人眼中“希望”的代名词，还有这段红色故事如何在今日依然深深浸润人心。

战火突起：文人深陷险境

1941年12月8日（当地时间12月7日清晨），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即，日军以“闪电战”之势进攻香港，1941年12月25日，香港宣告沦陷。这一事件使得大批滞留香港的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尤其是皖南事变后，一批文化人士与爱国民主人士聚集香港，开展抗日宣传和民主活动，对全国人民和海外同胞产生巨大影响。然而，香港沦陷后，他们的处境急转直下。日军挨家挨户搜捕爱国民主人士和抗日志士，限令旅港文化人到“大日本军报道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

危机时刻，中共中央迅速作出部署。在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内，一封来自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急电复原件，带领观众回到那段烽火岁月。从1941年12月8日到12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南方局多次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人，要求想尽一切办法，趁日军立足未稳，尽快营救困在香港的文化人士。

接到指示后，中共粤港两地的各方面领导人迅速行动起来，一场关乎中国文坛半壁江山命运的紧急大营救就此拉开序幕。

白石龙村：希望曙光初现

1942年1月9日夜，秘密大营救进入关键阶段。邹韬奋、茅盾夫妇、胡绳等20多名文化人士，作为第一批撤离人员，扮作“难民”，在交通员的带领下，登上停靠在铜锣湾避风塘渡口的三艘小木艇，踏上了逃离侵略者魔爪的路程。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名誉馆长朱赤介绍，大营救的撤离路线分为水路和陆路两条，其中，大多数文化人士在游击队的护送下经陆路离开香港。他们先从港岛乘船到九龙，再从九龙经青山道，越过大帽山到达元朗十八乡，渡过深圳河，然后翻过梅林坳，到达游击队根据地白石龙村。

白石龙村虽地处偏远，却因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游击队的“战略中枢”。据《宝安县志》记载，该村“靠近日伪据点但地形复杂，高山密林环绕，易守难攻”，因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纵队前身）指挥部、宝安县委均设于此。对于历经生死跋涉的文化名人而言，白石龙更是“希望的代名词”——据《曾生回忆录》记载，茅盾在白石龙吃过村民精心准备的饭菜后感慨：“这顿饭吃得真痛快，比什么八大八小山珍海味更好，永远也忘不了。”

村民齐心：守护文化火种

为保障文化人士的安全与休整，白石龙村民与游击队展开了一场“全民守护”。当时，游击队在村后山林用竹竿和茅草搭建了数十间“山寮招待所”。这些草寮隐于密林深处，避开了日军常走的山路，成为文化人士短暂停留（短则十几天，长则三个月）的“安全港湾”。

白石龙村民的守护智慧与勇气，在细节中熠熠生辉。1940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成立，王作尧率领第五大队创建阳台山抗日根据地，总指挥部就设在白石龙村，并在村后的密林里建立了医院、军械修理所、粮站、电台、报社等机构。与此同时，日军不断上门扫荡，破坏耕作生产，白石龙村也人心惶惶。“村民在插秧，山坳顶的日军哨所直接往农田里开枪。白石龙旧村门楼没修复前，还能看到很多枪孔。”蔡启培老人回忆。正是在这样的紧张形势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不甘做亡国奴的人们拿起武器，组织起抗日自卫队、妇女会、担架队等游击力量，仅白石龙这座小村庄就活跃着多支抗日队伍。

村民的守护更体现在具体行动中：游击队员的枪支弹药曾被村民藏在家中炉灶下方，上面铺一层禾秆巧妙伪装；日军搜查时，有村民毫不犹豫站出来认领游击队员为“儿子”，以亲情为掩护保护同志安全……村民们还常翻山越岭到东门或龙华墟市卖柴，用换回的钱购买药品、绷带、盐、鱼等紧缺物资，全力支援营救行动。

历史回响：灯火永续传承

经过多方努力，历时半年多，最终成功救出800多名文化界进步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他方面人士。茅盾将其誉为“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朱赤在纪念馆讲解中强调：“被营救的文化人中，许多后来成为新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他们在白石龙停留期间，还曾为游击队队员举办文化讲座，丰富了战士们的精神世界。”更重要的是，“这次大营救没有牺牲一人、没有一人被捕，是东江纵队彪炳史册的光辉篇章，更是挽救了新中国的‘文脉’。”

八十多年过去，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白石龙从当年的小山村发展成为现代化城区，白石龙村所在的龙华区也成为深圳地理中心和城市发展中轴。然而，那段隐秘而伟大的历史，却如同白石龙村夜晚不灭的灯火，始终照耀着后人前行的道路。

龙华新闻全媒体记者 王雪敏 （本版图片由蔡维泽提供）

编辑 王雨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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