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缕秋风掠走盛夏的燥热，铜陵的空气便换了模样——暑气里的黏腻消散殆尽，只浸着清冽的姜香，像刚沏开的新茶，丝丝缕缕缠上街角梧桐的枝桠。
树荫下总聚着热闹的身影：大妈们刨姜时，手腕银镯随动作轻响，“叮铃”声混着姜皮落地的“沙沙”声；小媳妇们围坐说笑，竹篮里码得齐整的白姜泛着浅黄，在秋光里透着鲜活，成了小城秋日最妥帖的注脚。
“上床萝卜下床姜，不劳医生开药方。”铜陵白姜从不是寻常调味品，是揣着“颜值”与“底气”的风物。大通镇大院村的姜块最是地道，个个长得周正，薄如蝉翼的姜皮裹着嫩白的肉，指尖轻轻一掐，清甜汁水便顺着指缝往下淌。咬一口，脆得能听见“咯吱”响，辛辣里裹着绵长的香，那股清润劲儿，是别处生姜难寻的滋味。
腌姜是铜陵人刻在骨子里的秋事，必得选个秋阳透亮的日子。大盆清水漫过刮净的姜块，像给白姜泡了场温柔的澡，一两个小时后捞起，水珠顺着姜棱滚落，在竹筛上砸出星星点点的湿痕。
撒盐要匀，指腹贴着姜块慢慢搓转，让盐粒裹满每一寸肌理；晒姜得盯着日头，直到姜身微微发皱，像被秋阳吻出细浅的纹路，才小心收进玻璃罐。倒醋时“哗啦”一声，气泡裹着姜块翻滚，再撒上白糖，糖粒沉底的瞬间，便给秋天封了一罐甜。
一周后开罐，酸甜混着姜香能飘满半条街，咬一口脆爽，辣意刚触舌尖就化了，只剩满口腔的鲜甜。不爱糖醋的，便腌酱油姜，黑亮酱油裹着姜块，咸香醇厚；或是晒成干姜，嚼着有韧劲，冬天配热粥最是暖心。
老人们总念叨：“早上吃姜，胜过喝参汤；晚上吃姜，等于吃砒霜。”这不是迷信，是日子里熬出的讲究——清晨嚼两片，胃里暖得像揣了小太阳；若夜里贪嘴，那股辣意便会扰了安稳的眠。
铜陵白姜的药用价值，早被写进古籍里。
《本草拾遗》称它“温中止呕”，《开宝本草》赞它“除风邪寒热”，民间更唤它“还魂草”，熬的汤是“还魂汤”。
风寒感冒时，切几片姜煮水，加一勺红糖，趁热喝下去，汗一出，鼻塞头痛便去了大半；它还能抑制亚硝酸铵合成，像个沉默的卫士，护着家人的健康。
最传奇的是清朝乾隆年间，皇帝下江南路过天门镇佘家大院，大臣献上一罐腌姜。瓷盘里的姜块透着莹白，乾隆夹起一块，入口先是微辣，继而转甜，咽下后唇齿间仍留着香，龙颜大悦，封它为“玉姜”。
那时佘家大院的姜田不过十亩，产出的姜专供皇室，寻常百姓难得一见，“贡姜”的名号便这么传了下来。
儿时的秋天，总缠着父亲挑姜的背影。
每到大院生姜上市，父亲就从东联圩区出发，挑着空竹筐，踩着晨露走到顺安镇，再辗转到大通镇大院村，买下几十斤生姜。
返程时，竹筐沉得压弯了扁担，父亲的汗衫湿了又干，肩头磨出浅红的印子。他要把姜挑回不种姜的东联镇去卖，几分钱一斤地赚，好年份一季能挣近二百元——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这可是能撑起全家生计的“天文数字”。
母亲总把这些钱用手帕包好，数了又数，那是我们兄妹三人的学费，是油盐酱醋的开支，是日子里最实在的盼头。等生姜下市，价格便宜了，父亲才会留两三斤，母亲刮净姜皮，用棒槌“咚咚”槌扁，撒盐拌匀，晒到半干，塞进装着辣椒糊的陶罐密封。
冬天的早晨，我捧着冒热气的山芋粥碗，母亲会掀开陶罐盖，用筷子小心夹出一块姜——姜块裹着红亮的辣椒糊，咬一口，辛辣混着粥的软糯，香气直钻肺腑，那滋味，比任何山珍海味都难忘。
如今日子好了，清晨泡杯茶，配一碟糖醋姜是常事，可怎么也吃不出儿时的味道。许是少了母亲罐里的辣椒糊，少了父亲挑姜的汗水，少了冬日里那碗山芋粥的暖。
又到秋姜上市时，菜市场里满是热闹。姜农的吆喝裹着姜香：“大院姜，脆甜哩！”大妈们围着姜摊挑拣，指尖捏着姜块问价，讨价还价的声音里满是烟火气。
她们把姜买回家，刮皮、晾晒、腌制，再装进玻璃瓶，寄给天南海北的亲人——罐子里装的不只是姜，是铜陵的秋，是家的味。饭桌上，一盘腌姜摆在中间，夹一块配米饭，或是就着馒头吃，那股熟悉的香，依旧是铜陵人最牵挂的滋味。
作者：陈之昌
编辑：崔远珍 审稿：夏西玉 终审：施荣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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