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珠峰英雄

从1965年9月1日到9日，西藏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大会宣告了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主席。百万翻身农奴怀着当家作主的喜悦庆祝这一西藏人民历史上的伟大胜利。9月9日，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3万多人集会，热烈庆祝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新华社记者马竞秋 摄）

2025年藏历新年十五，我们到曾任西藏登山队队长的桑珠家拜年。虽然是桑珠多年的老朋友，但每次来，我们照例要到他家楼梯间欣赏一番：两边墙壁上悬挂着羽绒服、冰镐、背包等登山装备和各个时期的登山照片，堪称一个微型“登山博物馆”，诉说着主人半个多世纪的非凡经历。桑珠指着其中一件浅蓝色的羽绒服、一双深蓝色的羽绒手套和一双老旧的登山靴说：“这就是1975年登珠峰用过的，是当年技术含量最高的装备。”

50年前，桑珠和8名队友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那是继1960年中国登山队首登珠峰后，中国人第二次站在地球之巅。我们喝着甜茶，聊起50年前发生在冰峰雪岭间的英雄故事。

大军叩天阶

早在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就已实现了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但由于登顶时为凌晨4时20分，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队员们无法拍摄图片和影像资料，致使国际上对中国人登顶的真实性产生质疑。1964年，国家曾决定在1967年以北上南下的方式再登珠峰，并于1965年修建了从定日县到珠峰大本营的简易公路，组织新队员先后两次到珠峰训练，可后来无果而终。

因此，1975年的这次攀登，有着特殊的意义。

1975年3月，中国男女混合珠峰登山队来到珠峰脚下海拔5000米的地方安营扎寨。这是一支史上最庞大的登山队：全队有434人，其中登山运动员125人（女队员38人），测绘人员74人，科考人员30人，大本营工作人员70人，承担安保任务的解放军官兵80人，承担低海拔区域运输任务的农民工55人。在中国登山界极具号召力的史占春担任队长，许竞、张俊岩、陈荣昌、米玛扎西、潘多等任副队长，王富洲任政委，邓嘉善、邬宗岳、嘎久群培等任副政委。

从大本营到珠峰顶峰，第一道难关是海拔7000多米的北坳，它像一堵高大陡峭的冰墙横亘在前进道路上。3月18日，登山队派出由许竞和邓嘉善带领十几位教练员和年轻运动员组成的侦察修路队，开展第一次适应性行军，在通往北坳顶部前的冰壁上钉上冰锥，架设主绳和金属梯，刨平数百个台阶，打通了北坳天险。与此同时，100多名队员进行了为期7天的适应性行军，并把部分物资运到6500米的高度。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整，登山队很快组织了第二次行军，先后建起了5300米、6000米、6500米和7028米4个营地。

4月中旬，登山队组织第三次行军。北坳上方有一段平均坡度在40度的冰雪山脊，终年刮着七八级以上的大风，被称为“大风口”，是登顶的第二道难关。据罗则回忆，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队员们将冰镐用力插进冰雪里，扶着冰镐休息片刻后，又继续顶着大风艰难前进，从上午9点到中午12点，仅仅前进了100多米。

1975年，中国登山队员在向北坳攀登（曾曙生 摄）

经过3次适应性行军，登山队侦察和修通了到8100米的行军路线，完成了氧气、食品、燃料和科考装备的高山运输任务，建立了各个高山营地，为突击顶峰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一批队员因不同程度冻伤或高山反应严重，不得已离开队伍。

风雪阻征途

4月下旬，登山队进行第四次行军，并决定择机突击顶峰。24日和26日，突击队分两批先后从大本营出发，但均遭遇暴风雪，分别在7450米和6500米营地受阻。

5月2日，天气稍有转好，第二梯队从6500米营地经过12小时的攀登，抵达7790米营地。首次到达这一高度的罗则回忆：“有的队友胡须和眉毛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霜，像化了妆的圣诞老人。由于非特殊情况不能用氧气，大家睡一阵醒一阵，休息得并不好。”

4日，到达8200米营地的第一梯队为火线入党的18岁藏族女队员桂桑组织了入党宣誓仪式。桂桑后来向笔者讲述这段经历：“那天风和日丽，阳光灿烂，我终生难忘。后来两次攀登珠峰路过那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来寻找当年宣誓的那块地方，心里感到特别温暖。”

按计划，突击队将于5日到达8600米的突击营地，6日向顶峰发起第一次冲击，却不幸发生了意外。5日这天，邬宗岳和队友向突击营地进发。为了拍摄攀登镜头，他解开结组绳，走在队伍后面拍摄。队友们每次要求他回结组，他总是说：“这是任务，不能耽搁，你们先走吧。”邬宗岳渐渐落在了后面。晚上9时许，当大部队到达突击营地时，他还没有赶上来，几名队员去接应。有的队友冒着冻伤的危险，脱下鸭绒背心想点火照明，但因风大，根本点不着火。大家集中所有的手电筒照亮，一边喊着邬宗岳的名字，希望他能顺着光、循着声，迎上来。“我们喊了一声又一声，始终听不到他的回答，听到的只是山谷的回音。”罗则说。

当时桑珠已由运输队加入突击队。他回忆道：“我们在8600米的韧脊上搭了3顶帐篷，那天上去的有26人，像羊群一样挤在一起。地基不平，帐篷又是斜的，一刮风，帐篷杆就缩进去了，大家差不多坐了一夜。”

6日早上，驻扎在8000米以上的两个梯队又分别派人去寻找邬宗岳，其中成天亮和洛桑坚赞在8500米的地方发现了邬宗岳的背包、冰镐、电影摄影机和氧气瓶，而在旁边的陡坡上，有滑坠的痕迹。大家判断，邬宗岳很可能在休息时滑坠遇难。邬宗岳1933年出生于重庆云阳，曾参加1960年攀登珠峰并登达8500米高度。面对邬宗岳突如其来的牺牲，队员们默默咬紧牙关，冲顶的决心更坚定不移了。然而天公不作美，高空风有增无减，突击队集中在8200米营地待机。

经过十几天的鏖战，队员们体力消耗极大，大部分人睡着后叫不醒，有的人从一个帐篷走到另一个帐篷都没有力气。此外，氧气、食品、燃料等也所剩无几了。很快听到未来两日有好天气适合再次突击顶峰，队员们立刻纷纷请战。

8日13时，9位队员实施第二次冲顶。当他们到达8300米时，女队员昌措嗓子发炎，呼吸困难，由拉旺护送她下撤。攀登到8500米时，仁青平措步伐越来越慢，大家才发现他的双手严重冻伤，还出现了昏迷状态，队里确定由罗则护送他下山。9日，登达8500米营地的队员只剩5人了，而洛桑坚赞说他头晕，“珠峰在旋转，走不动了”，只能留在营地休息，由成天亮、王洪宝、桑珠和索南罗布4人尝试突击顶峰。

1975年登顶珠峰的“九勇士”

为了节省体力，他们没有沿着陡峭的山脊走，而是选了一条比较平缓的碎石路，结果走到了悬崖边，只得折返。这次冲顶，突击队带有一副金属梯，由体力好的队员轮流背运，准备架设在第二台阶。走冤枉路的这一天，背梯子的是桑珠。

走着走着，成天亮突然晕倒，王洪宝也累得支撑不住了。索南罗布和桑珠向大本营报告，请求把两位队友送到8500米营地，再由他们两人继续向顶峰攀登。登山队根据这些不利因素，决定突击队撤回大本营。冲顶行动再次失败。

绝境再集结

5月14日、15日，登山队召开多次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分析前4次行军和两次突击顶峰失利的经验教训，重新组队。史占春宣布了18名突击队员的名单和分工：索南罗布任突击队党支部书记兼第一组组长，队员有大平措、拉旺、才旺多吉；罗则任党支部副书记兼第二组组长，队员有潘多、侯生福、桑珠、丹真多吉、阿布钦、昌措、桂桑；嘎久任第三组组长，队员有洛桑坚赞、罗朗、次仁多吉、杨久辉和尼玛扎西。不承担登顶任务的气象工作者、后勤人员、医务人员等都要参加不同海拔的运输工作，为登顶队员提供后援。

17日、18日，突击队3个组先后从大本营出征。20日，第一组到达7790米营地。从这天开始，山区暴风雪持续了4个昼夜，他们顽强地在各营地坚守了下来。然而，由于恶劣的天气，队伍严重减员，拉旺、才旺多吉、嘎久、罗朗、丹真多吉等人高山反应严重，桂桑因开水烫伤脚，都被迫下撤。突击队调整为两个组开展行动。

24日13时许，索南罗布带领第一组的大平措、次仁多吉、贡嘎巴桑和杨久辉，从7790米营地出发，强行攀登到8200米营地。

25日，杨久辉因强烈高山反应下撤，其余4人通过“第一台阶”，到达8600米处并建起突击营地。之后，大平措和次仁多吉留守营地，索南罗布和贡嘎巴桑继续向上攀登寻找“第二台阶”，在确认路线后于天黑前返回。

同一天，罗则带领第二组的潘多、桑珠、昌措、阿布钦、侯生福、洛桑坚赞离开7790米营地，抵达8200米营地。为了第二天能更好地完成行军任务，他们把部分物资转移到8300米处的一块大石头下。26日晨，昌措因嗓子严重肿痛终止攀登，由患有高血压体力不支的洛桑坚赞护送她下山。其余队员继续向上攀登，最终在天黑前到达了突击营地，和第一组会合。

搭好帐篷后，罗则把从大本营背来的两斤带臭味的干羊肉拿出来，切成小块放进锅里，熬了一锅香喷喷的糌粑糊糊。

在第二组队员向上攀登的同时，第一组队员全力以赴在最大难关——“第二台阶”上架设金属梯。“第二台阶”位于8680米到8710米之间，是坡度约60至70度、高度约30米的峭壁，英国人曾预言“人类无法逾越”。1960年，中国登山队用“搭人梯”的办法首次跨越成功，但也付出了用时5小时、队员体力透支、冻伤致残等代价。在如此高的海拔，正常行走都很困难，更别说要把金属梯固定在岩壁上。索南罗布曾向笔者讲述：“那天高空风很大，打岩石锥特别费力，但我们基本上没怎么吸氧气，一个人累得实在不行，就换另一个人来干，最终完成了任务。”

珠峰“第二台阶”和新（右）旧（左）两副“中国梯”（摄于2008年，西藏登山队资料图片）

从此以后，凡是从珠峰北侧传统路线攀登的国内外登山者，均通过这次架设的梯子登顶。这个功勋卓著的金属梯，被誉为“中国梯”。2007年春，西藏登山学校在“中国梯”的右侧岩壁上搭建了一个更高的金属梯，避开了原先梯子顶端因有块突出的岩石而给攀登者带来的困扰，使攀越“第二台阶”变得更加便捷。次年，鉴于“中国梯”已完成历史使命，西藏登山学校派人去拆除、收集“中国梯”及其附属物件，并将其陈列在拉萨登山博物馆。

5月26日23时，两组队员会合后，索南罗布组织召开了一次海拔最高的会议，做详细的工作安排。他激励大家说：“共产党员要以党性来保证，一定要完成好党交给的每一项任务。”“能前进，决不后退；不能前进，创造条件前进！”9名队员在极高海拔奋战了一天，身体极度疲劳，高山反应也比较重，大多数队员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但每个人都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罗则使出全身的力气，用沙哑的声音说：“我们现在处在最关键的时刻，为了明天登上珠峰，我们要做好付出一切代价的准备，做好不怕冻伤手脚，不怕冻伤鼻子，不怕冻掉耳朵，不怕与老婆离婚，不怕找不到对象等最坏的打算，就是爬也要爬上去。”

九勇士冲顶

27日晨8时，突击队分两个结组向顶峰发起冲刺。第一组由索南罗布在前开路，他背着两条主绳和修路工具，贡嘎巴桑背着一瓶氧气和睡袋，大平措背着三脚架，次仁多吉背着一瓶氧气。第二组由桑珠在前开路，阿布钦、潘多各背着一瓶氧气，侯生福背着摄影机，罗则背着睡袋和报话机跟在队伍的后边。

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区域，空气中的氧气只有海平面的1/3。在极度缺氧的环境下，队伍持续行进一个半小时。9时30分左右，突击队员们通过“第二台阶”，休息了10分钟，轮流吸点氧气，继续向前挺进。

翻过8700米处的一个小山包后，正前方出现了一块几乎是垂直的冰坡，队员们只好向北横切三四十米，再通过一片陡峭的岩石坡向西行进，艰难地爬到珠峰东山头的上部。在这里，他们发现了1960年登山队留下的一个法式氧气瓶、一支信号枪和几发子弹。

12时30分，队员们来到离峰顶约五六十米的地方，沿山脊内侧波浪式的雪坡前进。顶峰越来越近了，索南罗布突然感到结组绳被扯了一下，回头一看，身后的贡嘎巴桑晕倒了。索南罗布迅速把他抱住，让他吸氧休息片刻，大声对他说：“你看，前面就是顶峰了，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9个人很快就要到达顶峰了。我们要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贡嘎巴桑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流着泪，举了举拳头。

14时30分，索南罗布、潘多、罗则、桑珠、侯生福、贡嘎巴桑、大平措、次仁多吉和阿布钦——9名勇士终于胜利登上地球之巅，潘多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女性。

1975年登顶珠峰的“九勇士”合影。前排左起：侯生福、索南罗布、潘多、罗则；后排左起：桑珠、贡嘎巴桑、大平措、次仁多吉、阿布钦

侯生福用报话机向大本营报告：“我们已经成功地登上顶峰了！请大本营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转告这个喜讯！”

消息传来，大本营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在顶峰上，队员们忘记了疲劳，顾不上庆祝，按照分工加紧进行各项工作：

队员们把多节金属部件连在一起，以三角稳定之式架起来，并用尼龙绳固定，竖起高3米、上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登山队”的红色觇标，用于科技工作者精确测量珠峰高度。

桑珠从背包中取出一面国旗，和索南罗布一同展开。罗则看到举得不够高，便站到国旗后面再往高举，自己的脸却被国旗全部遮住。所有人庄严地站成一排，以红色觇标为背景，拍摄下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潘多拿出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耐低温无线电心电图遥控仪器，在刺骨的寒风中静静地躺了六七分钟，她的心电图数据及时传到了20公里外的珠峰大本营。这是人类医学史上的首次。

在顶峰的一处岩石槽中，队员们找到了15年前贡布等人带上来的毛主席微型石膏塑像，再次将其安放在金属觇标的旁边。

此外，队员们还采集了岩石标本和冰雪样品，测量峰顶上的冰雪深度，拍摄顶峰活动资料和登顶纪念照等。

停留70分钟后，队员们开始下撤。两天后，他们在8100米左右的岩槽下发现了邬宗岳。经请示，大家整理好烈士的遗体，找了很多石片将其盖住，肃立在“墓堆”旁，流着泪向战友三鞠躬。

5月30日，9名勇士凯旋大本营，受到热烈欢迎。

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珠峰后，身处大本营的新华社记者周长年和程至善连续发出《我国登山队胜利地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等两万多字的新闻报道和大量珍贵图片。

夕阳下的珠穆朗玛，宛如披上金光的宝塔。（多吉占堆 摄）

“那时我们从顶峰上下来，真正享受到了英雄的待遇，各地都举办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后来到北京，我们还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桑珠回忆说。1976年，国家安排勇士们到内地参加为期4个月的疗养，并授予他们“国家级运动健将”称号和“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党中央始终特别关怀这次登山行动，得知登山队生活上遇到困难，从北京派专机送来一筐筐新鲜蔬菜、水果。全队400多名各条战线上的同志忘我工作，为登顶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各级党委、政府和解放军官兵、各地群众对登山行动给予大力支持，如登山队用的1000多套鸭绒装备，是上海延吉服装厂在一个多月间赶制出来的；竖立在顶峰的觇标，是北京青云仪器厂定制的；登山队用的体积小、重量轻、坚固耐用的金属背架，是陕西省工人特制的……这些令队员们深受鼓舞。

半世纪回望

2025年4月29日，西藏自治区体育局邀请罗则、桑珠和贡嘎巴桑等3位登顶勇士和其他老队员，参加在拉萨组织的“纪念中国人再登珠穆朗玛峰50周年座谈会”。局长尼玛次仁说，50年前，中国登山队的勇士们成功登顶珠峰，“是中国登山事业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更是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5月6日，西藏登山队在珠峰登山大本营组织“登山勇士缅怀活动”，建立永久性“珠穆朗玛峰登山勇士纪念碑”，向长眠于雪山的勇士们致以最深切的悼念，3位老英雄一同前往。

1975年攀登珠峰的桂桑（左四）、贡嘎巴桑（左五）、罗则（右五）、桑珠（右四）、嘎亚（右二）和仁青平措（右一），于2025年5月6日重返珠峰，在大本营参加纪念活动（扎西次仁 摄）

50年前发生在珠峰的登山故事，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被再次唤醒；当年那些年轻力壮、英气逼人的登山勇士们，在之后的50年里，又度过了怎样的人生岁月？大家谈起过往，有骄傲，有欣慰，有惋惜，有感伤……

——罗则：1938年生，西藏拉孜县人。登顶珠峰后，先后任西藏登山队教练员、副队长、队长、党支部书记，自治区体委登山事务管理处处长等职，1998年退休。虽然没有上过多少学，但靠惊人的语言天赋和后天努力，罗则先后撰写并出版了《甜美的苦役》《无限风光在险峰》等图书。

——潘多：1939年生，西藏江达县人。登顶珠峰后在西藏登山队工作，当选第五至九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80年随丈夫邓嘉善调回江苏，任无锡市体委副主任，1998年退休。2014年3月31日去世，享年75岁。

——侯生福：1939年生，陕西洛川县人。登顶珠峰后任西藏登山队运动员、教练员，1981年内调，先后任洛川县体委教练员，县政协常委、副主席，陕西省体育总会常务委员等职，1999年12月退休。2024年9月25日去世，享年85岁。

——大平措：1944年生，西藏班戈县人。登顶珠峰后回原部队单位工作，1978年转业到自治区汽车修配厂，任保卫科科长；1990年调拉萨啤酒厂，负责保卫工作，2002年退休。2018年7月14日去世，享年74岁。

——索南罗布：1945年生，西藏当雄县人。登顶珠峰后，继续借调国家登山队参加集训，1980年回原部队单位工作，1982年转业到当雄县政府，1993年退休。几十年来，他深受头痛困扰，难以治愈。有分析认为，主因可能就是1975年他在修路、登顶时体力消耗过大，大脑高度缺氧产生的后遗症。

——次仁多吉：1946年生，西藏桑珠孜区人。登顶珠峰后，回原部队单位工作，1976年转业到日喀则地区商业局粮油加工厂，1992年退休。2024年11月去世，享年78岁。

——贡嘎巴桑：1947年生，西藏卡若区人。登顶珠峰后，继续借调到国家登山队参加集训，1977年登顶海拔7435米的托木尔峰。1980年回原部队单位任参谋，1982年转业到自治区出版局，后任办公室副主任，2006年退休。

——桑珠：1953年生，西藏桑珠孜区人。登顶后回到西藏那曲军分区任群工科干事、八一登山队男队队长，1982年转业到西藏登山队，历任副队长、队长，自治区体工队党总支书记，2013年退休。1993年至2007年，担任“中国西藏攀登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探险队”队长，带队创造了以团队形式登顶14座高峰的世界登山新纪录。

——阿布钦：1956年生，西藏色尼区人。登顶珠峰后，继续借调到国家登山队参加集训，1980年回原部队单位任参谋，1982年转业到那曲地区体委工作。1997年病故，享年41岁。

50年转瞬即逝，当年登顶世界最高峰的“九勇士”，如今只剩下4位。

“50年前，我们登顶的那一刻，心中的激动和自豪无法用言语形容！我相信，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登山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勇攀高峰，不断挑战自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罗则的这段话，也代表了登山勇士们的心声。

（作者：多吉占堆 薛文献；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