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万里无云的晴朗早晨,我从北戴河出发,走秦青公路去石门寨。
“秦”是秦皇岛,“青”则是青龙,乃是燕山东段群峰环抱的一个满族县。从秦皇岛海滨沿秦青公路北上,巍巍燕山横亘天际,随着省道的一路爬坡而逐步向我逼近。石门寨则是进入燕山山区后的第一座山口,我在此转入县道,向东渡过石河,朝着这座山口行进,由海滨丘陵进入山间峡谷;翻过一座分水岭,峡谷中出现潺潺溪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不觉间峡谷渐行渐宽,成为层峦叠嶂的山地,遥遥望去可以看到负势而上的长城敌楼;再行驶了一段,柳暗花明,山地转化为河谷,左右两山对峙,在河谷中部各自向山下伸出一条山梁,在两条山梁之间的最狭窄处,河道上筑有一座关城,连接两侧山梁上的长城,扼守河谷险地。
那便是明代长城的“京东首关”——九门口水关,而这座形似葫芦的河谷,便是著名的“一片石”古战场。
九门口水关以西的葫芦形河谷 摄影 王在田
“一片石”如何“大战”?
确切地说,狭义的“一片石”指的仅是九门口水关——这座关城跨河建有九座拱门,故称“九门”,连带着这条河也被叫做九江河;关城的地基乃是一整块天然石板构成的平整河床,由此得名“一片石”,根据明代《永平府志》记载:“一片石者,河底皆石,平铺如席,故名。”
不过清代《永平府志》却说:“一片石,关门外巨石横卧,如屏障然。”与明代《永平府志》的河床说相左。总之,“一片石”原本只是九门口水关的地理特征,后来由于“一片石大战”而延展到指代整个河谷。
明末清初的这场大战汇集了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三支部队:李自成的百战雄师,明朝的关宁铁骑,以及清朝的八旗劲旅。经过这一战,席卷华北如日中天的李闯王就此一蹶不振,而清军得以顺利入关,名正言顺地接收了大明崩溃后留下的大好河山。可以说,“一片石大战”是塑造此后三个世纪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战。
我从小就反复读到这段历史,一直误以为“一片石”位于山海关城外:既然李自成率领大顺军由北京出发东征吴三桂,多尔衮统率清军从锦州出发向西增援山海关,那么“一片石”显然应该位于山海关西侧,而且必须是一片宽阔的平地,因为明、清和大顺三方共投入兵力近二十万人,且主力均为骑兵,故此需要一块宽敞的战场才能够冲杀较量。
可是当我打开地图,意外地发现一片石并不在山海关城外,而是位于30里外的九门口水关,这就引起了我的困惑:难道“一片石大战”与山海关无关?那么这三支骑兵部队为什么要跑到山沟里去决战呢?
带着这个问号,我驱车来到一片石看个究竟。
前文介绍过,九江河谷呈葫芦形,九门口水关位于葫芦的腰部,西侧较窄,东侧渐宽。如果大顺军由西而来,势必与守军在水关西侧作战。仅凭目测,水关以西的河谷盆地面积相当有限,别说三支部队的大混战,光是进攻方大顺军驻扎兵员马匹都远远不够——此役大顺军兵力众说纷纭,《明史》和《清实录》都说有二十余万人,其他史料有说四十万的,有说数十万的,最少的记载是六万——考虑到胜利者书写历史时往往夸大失败者的兵力以自抬身价,本文姑且采信最小兵力(大顺兵制,为一名骑兵配备多名仆从,这种统计口径差异也是兵力说法不一的重要因素)。但即便大顺军只有六万人,在这片小小的河谷中连队列都排不开,更别提跃马驰骋了。
我又放飞无人机,从九门口上空向西俯瞰,可以看到九江河呈S形蜿蜒穿过河谷,其北岸乃是九门口村,如今有三百多户人家一千来口村民,南岸则是缓坡与农田。九门口水关把河谷分为东西两半,而九江河曲又将西侧的一半分割为东西两部分,这就意味着如果吴三桂与多尔衮的联军与大顺军在此决战,两军之间还隔着一条河流,很难想象大顺军会派出骑兵,先徒涉九江河,再向敌军发起冲锋,抑或关宁铁骑渡河后冲击大顺军阵地。总之,这里的局促地形与河道分布并不适合大兵团在此开展骑兵冲锋,不太可能是三方混战的沙场。
那么,一片石究竟发生过战斗吗?确实发生过,但并非决定性战役。
率领大顺军在此作战的并非李自成本人,而是他的部将唐通——这是明末一位略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值得一提。
唐通本是明朝武将,级别还很高。明军在辽东防线与清军的最后决战——松锦之战中,明军主官蓟辽总督洪承畴指挥八名总兵率领十三万部队增援被清军围困的锦州,选拔的自然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兵猛将。这八名总兵中排名居首的就是唐通,而吴三桂仅列第四,可见在这八人中唐通的资历最老、人望最大、职位最高。
结果洪承畴带着这十三万明军完美地踏入了清军围点打援的陷阱,几乎全军覆没,洪承畴本人也当了俘虏,明朝在蓟辽战场彻底丧失了进攻能力。唐通早早就扔下主官撤退,在清军重重追击阻截之下仅以身免逃回山海关,此后一直负责镇守京畿密云和蓟辽防线。
古语有云“攘外必先安内”,松锦之战的惨败不仅宣告了“攘外”的失败,也意味着明朝不再有足够军力“安内”,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从战前被官军追着打发展到战后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根本原因在于当年围追堵截他们的精锐官军都已丧生于辽西走廊或者沦为满人奴仆。松锦之战后三年,李自成从西安出发攻略华北,势如破竹,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帝都岌岌可危。崇祯皇帝点名要求唐通、吴三桂、左良玉等名将入京勤王,其中只有唐通带着八千人马赶到北京救驾。可是长出了一口气的崇祯却施展了一通在后人看来纯属谜之操作:封唐通为伯爵,赏四千两白银犒军;派太监杜之秩监军,随唐通守卫京师门户居庸关——唐通麾下八千人,四千两白银即便均摊到每个士兵头上也只有半两,只花这点钱就指望士兵卖命打仗来拱卫首都保全大明吗?更何况人家兼程赶来为你效命,还要派个太监去监视他,这是有意要给他添点堵吗?
更可气又可笑的是,正当唐通准备在居庸关前死磕李自成时,负责监视他的监军杜之秩居然自己通敌投降了。唐通腹背受敌,无奈之下只得率部向李自成投降。李自成仍将他封为伯爵,命他招降山海关外的吴三桂,再由唐通驻守山海关防御清军趁乱入关,吴三桂率关宁铁骑进京内附。
后来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吴三桂行军至永平时得知父亲被拷打,爱妾被奸淫,府邸被侵占,财产被掠夺,“冲冠一怒为红颜”,调头回到山海关,袭击刚刚接防的老大哥唐通,几乎尽数俘获了他的八千人马,顺利复夺山海关。
山海关以南、渤海之滨的老龙头 视觉中国 图
石河三战
那么唐通溃败后去了哪里呢?要知道唐通的西面是吴三桂的关宁军,东面是满清前线,南面是渤海,他的唯一退路就是沿着长城向北撤退。山海关是明长城的东端起点,长城由山海关向北攀上燕山余脉,在九门口水关转而向西,正式成为东西向绵延万里的边防工事,故此九门口被称为“京东首关”。唐通既然丢了山海关,退回北京的归路被切断,一定是向北撤到了九门口,在那里凭险固守,同时向李自成派出信使求援。
李自成自然知道吴三桂掌握着明朝最后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部队,但毕竟其兵力有限,谅也无妨。他率大顺军的老营精锐亲征山海关,同时派另一位曾经镇守过山海关的明军降将白广恩(也是松锦之战的八位总兵之一)前往增援唐通,令唐、白两人率部由一片石出兵,迂回到山海关外,与李自成的主力部队内外夹击山海关。
李自成将其部队驻扎在石河西岸,也就是今天的秦皇岛市东郊。这条石河的源头是燕山东麓的多条山溪,众相汇集,每逢汛期水流十分湍急,终于在群山之间冲出了一条宽阔的河谷,我上午所行经的秦青公路便是沿着石河河谷进入燕山。石河与戴河、汤河等六条自燕山奔流入海的河流合称“六河”,共同在燕山与渤海湾之间冲积出一段滨海滩岸,形成由华北通往东北的孔道,也由此造就了山海关临山扼海的险要地势。
山海关古称榆关、渝关和临渝关,后面两个名称就来自石河的古称“渝水”,今天的山海关区过去叫临渝县,表明石河(渝水)乃是山海关乃至秦皇岛市的母亲河。不过最初的渝关始建于隋代,位于石河以西,位置在今天的抚宁区榆关镇一带,地势较为开阔,直到明代大将徐达驱除鞑虏,光复中原,才在石河东岸整个辽西走廊地势最为狭窄的位置另筑新关(《长安客话·古榆关》:枕山襟海,实辽蓟咽喉,乃移关于此,连引长城),因其北接燕山南临渤海,故称山海关。
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视觉中国 图
李自成驻地距离山海关城约有五华里,与吴三桂隔石河对峙,等待唐通、白广恩的部队从燕山的另一侧下山,对山海关形成夹击。李自成从西安打到北京只花了两个多月,攻城夺府势如破竹,对降军的战斗力心中雪亮,知道强攻山海关肯定得靠自己的老营,降军的作用只是切断守军退路,迫使其军心涣散早日崩溃。或许他还预见到了吴三桂可能会叛国投敌,向满清求援,因此部署了这支降军阻断清军入关通道。然而,李自成毕竟低估了形势,没有派手下得力干将率领老营精锐主导此次迂回作战,所以结果完全没有实现他的预期——唐、白两军始终未能下至山脚,而清军倒是日以继夜地急行军赶到了山海关。
根据史书记载,清军接到吴三桂的求援书信后从今天的葫芦岛市连山区出发,前锋一昼夜抵达山海关;作为对比,大顺军从北京开赴山海关,路程大约是这段路的两倍,前后走了八天。1644年5月26日,也就是已经垮台的大明崇祯十七年,抑或新君册立的大清顺治元年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挥师渡过石河,攻打山海关的外围堡垒西罗城和北侧卫城北翼城;而唐、白两军出一片石,沿长城外侧下山,但遭到了关宁军的有力阻击。
吴三桂的基干部队是长期驻守宁远防御清军的关宁骑兵,此时在石河战场抵挡大顺军的轮番冲击,派到一片石战场的应该是以步兵为主的二线部队;而唐通的基干部队已经在山海关损失殆尽,此时的部队主要归属白广恩,却由唐通担任主官进攻山海关,加上唐通在明朝资格老,但白广恩更早投降李自成,唐通是明军宿将而白广恩出身流寇后投降明军,唐、白二人的关系想必甚是微妙。《明史》记载四月二十一日清军前锋在一片石击退唐通部队,我对此抱着很大的疑问:唐通与白广恩均与清军交战多年,对于“辫子兵”一眼就能认出,他们见到清军望风而逃是合乎情理的,但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唐通没有将八旗兵与关宁军合流的重要情报向李自成汇报。要知道唐通、白广恩虽然后来都投降了清军,但那都是山海关之战以后的事,此时两人仍属于大顺军阵营,一直追随李自成撤退到陕西后才陆续叛变。从九门口到石河约80华里,骑兵大半天就可到达,至迟到四月二十二日李自成就应该获悉八旗兵加入了敌方阵营,那么为什么到了四月二十三日上午的决战时刻,李自成对此还一无所知被动挨打呢?
由此,我推测并非清军而是吴三桂的部队在一片石击退了各怀鬼胎互不相容的唐通、白广恩部队,这支降军未能根据李自成的设想推进至山海关外,致使大顺军独自与关宁军激战,没能在清军抵达前拿下山海关。
四月二十一日,两军激烈交锋未分胜负,第二天清军主力赶到,驻扎在山海关以东的欢喜岭威远城。吴三桂大清早出关觐见摄政王多尔衮,当场剃发易服,表明他已接受汉奸身份;多尔衮则许诺将侄女建宁公主嫁给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以笼络吴氏一族——发生在四月二十二日的这场会盟也从侧面印证,在吴三桂正式投靠清朝之前,清军不太可能火中取栗,于四月二十一日为了保护宿敌吴三桂的侧翼而去同大顺军交战。
即便是会盟以后,多尔衮也没有急于投入战斗,而是继续高踞欢喜岭坐山观虎斗,坐视关宁军与大顺军进入第二天的激战——寡不敌众的关宁军开始顶不住了,连接山海关与燕山长城的北翼城守军向大顺军投降,在山海关防线北侧形成了一个缺口。
第三天,也就是甲申年四月二十二日辰时(上午7-9点),经过休整养精蓄锐的清军终于入关,多尔衮、阿济格、多铎兄弟三人分别统率三支骑兵,由山海关、南水门和北水门穿过关城,隐蔽在关宁骑兵背后。已鏖战两天的关宁铁骑残部向一字长蛇列阵的大顺军发动决死冲锋,被大顺军两翼包抄围在垓心。李自成投入了手头的全部兵力,准备毕其功于一役,围歼最后一支明军精锐,彻底平定华北,再挥师南下进军江南膏腴之地。
就在此时,山海关前由东向西刮起了一场沙尘暴,飞沙走石,战场一时陷入混乱。而清军趁此战机三路并进,首先射出数轮箭雨,不分友敌一概射杀,随后冲入战阵,向遭遇风沙和突袭双重打击的大顺军展开屠杀。由于指挥官李自成本已对关宁军实施合围,其指挥位置靠近战场,清军出兵后迅速向他发动袭击,李自成不得不撤离战场,而其手下悍将刘宗敏又在混战中负伤,致使失去统一指挥的大顺军军心动摇,全线崩溃,战局在极短时间内发生逆转。根据当时跟随清军入关的朝鲜外交使团记载:炮声如电,矢如雨集,清兵三吹角三呐喊,一时冲突贼阵……是时风势大作,一阵黄埃自近而远,始知贼兵之败北也。一食之顷,战场空虚,积尸相枕(《沈馆录·卷七》)——也就是说,清军发起冲锋后短短一顿饭的功夫,会战就结束了。
由此可见,故老相传的“一片石大战”,其实应该称为山海关大战或者石河大战更为确切,它是甲申年四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三日大顺军与关宁军、八旗军的一场三方大战,主战场位于山海关以西的石河东岸。战役的第一天在主战场以北的一片石发生过吴三桂的二线部队与李自成的二线部队之间的小规模阻击战,不料整场战役竟以这次战斗地点命名,也算是军事史上的一段异数了。
九门口的再次闻名
我驱车穿过九门口长城门洞,继续东行。水关东侧乃是九江河谷的下半段,九江河上架着桥,通往九门口景区入口。此地已是辽宁绥中地界,属于关外。极目远望,河谷逐渐宽阔,形成海滨丘陵,通往辽西走廊,与渤海湾遥相交汇。
我在九门口以东的新堡子村转入岔路,走悬山线南下。这是燕山东麓山腰上的公路,与山顶的明长城大体平行,经过三道关和角山两处要隘后抵达山下的山海关——当年唐通丢了山海关,想必就是带着零星几个心腹家将沿着这条山路撤到了九门口。
九门口水关以东 摄影 王在田
从九门口到山海关的这条山路再次成为中国历史的关键节点,是山海关大战的280年后——1924年,北洋军阀的直系、奉系在此鏖战,史称第二次直奉战争。
第二次直奉战争是两年半以前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延续。1922年春季爆发的第一次直奉大战中,奉军投入的兵力与装备均较直军具有明显优势,却被治军有方的吴佩孚打得全线崩溃,部队损失大半,从其盘踞的京津唐地区被赶回关外。张作霖逃回奉天(今辽宁沈阳)后痛定思痛,决定整军经武,彻底改造绿林草莽起家的奉军,从而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锻造出一支脱胎换骨的奉军。
1924年秋,张作霖调集十五万大军复仇,兵分两路向热河与山海关方向进军;吴佩孚则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兵,调动四个军二十万人迎战奉军。曾有人精辟地总结这四个军的特点:东路山海关战线的第一军是吴佩孚的嫡系,能打也肯打;中路热河战线王怀庆的第二军是清朝遗留的旧式军队,不能打也不肯打;西路冯玉祥的第三军与直军统帅离心离德,能打但不肯打;作为总预备队的第四军是直系首领曹锟的子弟兵,肯打但不能打。
果然,奉军在西线以一个军攻打热河,轻松地把直军第二军打得落花流水,同时用金钱贿赂买通冯玉祥按兵不动,相当于用一个军挡住了直军的两个军;在东线奉军以两个军攻打山海关的直军第一军,却遭到了顽强阻击。
山海关的直军主官彭寿莘外号“刺儿彭”,比吴佩孚还大两岁,乃是行伍出身的北洋宿将,军事经验非常丰富。他把指挥所放在当年多尔衮坐山观虎斗的欢喜岭威远城,在山海关以东沿三道关—角山—威远城—姜女庙构筑了一道封山锁海的坚固防线:双重战壕以混凝土浇筑,上覆钢板以对付奉军的猛烈炮火,构筑碉堡群形成交叉火力,再配备骑兵部队机动出击。
主攻山海关的是奉军第三军,军长为少帅张学良,副军长是他亦师亦友的至交郭松龄,矢志要为少帅拿下山海关率先入关取得首功,却一脚踢在了彭寿莘布置好的钢板上。奉军虽然具有制空权和炮火优势,却被周密部署的直军死死封堵在山海关外,郭松龄先后强攻三道关、威远城,均伤亡惨重徒劳无功,仅在直军防线东端一度攻下姜女庙,但也被直军骑兵部队迅速夺回。
就在第三军顿兵坚城之际,奉军第一军姜登选部却在九门口意外打开了直军防线的缺口。
九门口守军乃是直军主力第十三混成旅,九门口又是一座葫芦形的山谷,易守难攻,按说奉军极难在此得手,但古话说祸起萧墙,十三混成旅的问题恰恰在于主力部队养成了一批骄兵悍将。这个旅的老领导董政国高升,去当直军第九师师长,还带走了自己的心腹过去当旅长,结果把第九师原来的旅长平调到十三混成旅接董政国的班。
结果这位新上任的旅长冯玉荣个性偏软,镇不住王牌旅的悍将,成了将令不出辕门的空头司令。他手下两个团长各自为政,彼此缺乏协调,结果在防线上形成了漏洞;而奉军第一天强攻九门口不下,决定趁夜翻山越岭迂回到直军后方,没想到他们试探迂回的方向恰巧是直军防线上的缺口,根本无人防守,结果被奉军一个团轻松包抄到九门口水关背后,第二天与东侧主攻的奉军东西夹击,直军大败,放弃九门口阵地,直接退到了石门寨。奉军乘胜追击,又越过燕山逼近石门寨,进入了石河河谷——要知道,奉军如果沿着这座河谷出了燕山,下一步就能迂回到山海关背后,届时山海关腹背受敌,彭寿莘的防线可就危险了!
捅下了大娄子的老好人旅长冯玉荣畏罪自尽,正在奉军空袭与炮火下死守山海关的彭寿莘也不得不丢下防线,赶赴石门寨封堵缺口。此刻他已无兵可调,先是恳求旧友陕军张治公,用这支杂牌军顶了四天,随即吴佩孚亲自赶到,调动其基干部队直军第三师在石门寨外紧急构筑了一条防线,将石门寨三面包围,奉军与直军再次陷入对峙。
形势发展至此,九门口意外失守造成的缺口看似被堵上了,其实却以更加意外的方式更深远地影响战局:吴佩孚的参谋长张方严见东线战事吃紧,而西线的冯玉祥又按兵不动,遂致电冯玉祥,希望他出兵夹击奉军,救援热河的失控战局,也减轻山海关的压力。电报上说:
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倘仍逗留不发,大局不堪设想。
这句话本来是为了强调形势严峻,语气比较夸张,其实东线直军顶多只能算战况不利,还远远谈不上“危急”,况且“战神”吴佩孚正谋划派兵复夺九门口,切断奉军第一军后路,吃掉被困在石门寨的姜登选;但这封电报到了骑墙观望的冯玉祥手里,却使他误判吴佩孚的主力部队也深陷危局,整个战争败局已定,从而下定了投靠奉军的决心。结果冯玉祥夤夜发动兵变,回师占领空城北京,囚禁大总统曹锟,名义上夺取了民国政权,随后向进攻长城诸口的奉军大开方便之门,切断了直军主力后路,致使吴佩孚的强大军力刹那间灰飞烟灭,白白便宜了沿途收容直军溃兵的奉军福将张宗昌,玉帅吴佩孚则黯然浮海南下,从此一蹶不振。
山海关公路夜景 视觉中国 图
九门口之战间接地为奉军打开了入关大门,帮助奉军一举全歼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对手。这场北洋军阀自相攻伐元气大伤的内斗也对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与两次直奉大战同期,孙中山曾先后两次北伐,均无疾而终;第二次直奉大战后两年,广州国民政府统一广东,国共合作推动第三次北伐,北伐军在两湖消灭了东山再起但实力大不如前的吴佩孚军主力,致使吴军内部分化,在奉系的趁火打劫之下彻底瓦解,打开了北伐军进军华北的通道。此后北伐军对陷入孤立的直系孙传芳、奉系张作霖两大军阀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最终彻底摧毁了统治中国长达16年之久的北洋军阀体系。
而这个体系的崩溃,就是从长城东端一条葫芦形山谷开始的。
王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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