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平南抗战不被遗忘，北京一市民建博物馆收集平南抗战历史

“看见那儿没？那就是永定河，过了河，就是固安了，那时候咱们榆垡这块儿也属于河北，叫固安第十一区，后来才划归北京的。我们这个博物馆，‘第十一区’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鲍维江指着窗外的永定河，向记者讲述起他和第十一区红色文化博物馆的故事。

第十一区红色文化博物馆建在大兴区榆垡镇辛安庄村村委会旁边，面积不大，有3间展室，里面陈列的都是鲍维江多年来收藏、征集上来的有关平南抗战的文物。他用20余年光阴打捞起被淡忘的平南抗战历史，让这段红色记忆重新呈现在后人面前。

鲍维江出生在榆垡镇，从小喜爱收藏，后来还成了大兴收藏协会的会长，与当时的大兴区文物所所长侯文学熟识。侯文学在闲聊时总说：“小鲍，你老家是榆垡的，抗战时有70名烈士埋在那儿，多挖挖家门口的故事。”

鲍维江有些不解，因为即使到现在，一提起北京的抗战史，人们熟知的也是平西、平北和冀东这三个根据地，平南抗战的历史，甚少有人知晓。而鲍维江自幼在永定河畔长大，听老人说过“夜里有队伍活动”，却从没想到，老人口中的“活动”说的就是群众自发开展的敌后斗争。

到了2015年，因为建设大兴机场，榆垡镇的一些村庄进行拆迁，大量老物件流入榆垡和固安的几个旧货市场。

“我就开始注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跟抗战有关的东西。”鲍维江三天两头就往旧货市场跑，从旧货堆挑出长矛、马鞍、军号、望远镜、军用药瓶……各种各样的抗战老物件越攒越多。

鲍维江家境并不富裕，生活中也是省吃俭用，但他对红色物件舍得花钱。每闻线索，不论路途远近、价格高低，必竭力寻访。

2023年初春，固安古玩市场的朋友给他打电话：“有批南各庄的旧资料，你过来看看。”南各庄曾是平南根据地的核心区。鲍维江赶到市场时，卖主只拿出几张泛黄的纸——那是土地改革时的调查记录。“这挺珍贵的，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非常有价值。”鲍维江想全要，卖主却狡黠一笑，“剩下的在永清老家，你下周来。”

“他想多卖钱嘛，所以吊着我。”接下来的三个月，鲍维江每周往返固安与永清。卖主每次只拿一部分，去了十几次，才把这批资料全部买来，摞起来有半米多高。

其中，最珍贵的是曾任平南县委书记的苏玉振的一封信。1943年，苏玉振被冀中十地委派往永定河北，到日伪严密控制的平南地区开辟根据地。苏玉振在给南各庄村村民李惠林的信中深情写道：“您家是开辟永定河北地区最值得信赖的堡垒户。”

“堡垒户就是在咱们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武装提供隐蔽、掩护、物资支持和情报协助的普通群众家庭。当年，苏玉振在南各庄秘密工作，李惠林家就成了苏玉振的堡垒户。”鲍维江介绍。后来，他多方打听，找到了李惠林的后人，征集到一批苏玉振使用过的旧物：梯子、马灯、粮斗、水壶、煤油灯……“当年，李惠林家里挖了两个地道，帮助苏玉振隐藏。那盏煤油灯，就是在地道里照明用的，梯子则是下地道的工具。”

收集到一大批有关抗战的物品，鲍维江突然明白，侯文学说的“家门口的故事”，不是史料里的铅字，而是藏在每个村庄、各户人家的记忆碎片。

数年间，鲍维江的足迹遍布周边县市，他自费80余万元，行程超5万公里，累计收集红色实物200余件、红色史料200余万字、历史照片近300张。“可这些东西，不能只搁在我家里啊，怎么才能让大伙儿都看见呢？”鲍维江希望能办一个博物馆。他的想法得到了大兴区政府和榆垡镇政府的支持，2024年12月31日，第十一区红色文化博物馆揭牌，成为大兴区首个正式在北京市文物局备案的平南红色文化专题性博物馆。

鲍维江带着记者参观了展览。第一件展品是一面酒旗，上面绣着“裕豊”二字。“这是同治年间创办的裕丰烧锅，就是咱们大兴二锅头的前身。后来，日本人来了，烧锅干不下去了，老板就把烧锅建成了我党的秘密联络站，帮咱们的八路军藏枪炮。”

展柜里，还有一件棉衣和一顶棉帽。“这是抗日英雄金老太的遗物，是她的外孙捐给我们的。金老太的丈夫与两个儿子被日军杀害，她为替夫报仇，便拉起绺子，做了土匪。但这个绺子不祸害百姓，还劫富济贫。后来，金老太积极投身抗日，为八路军输送弹药、粮食，提供情报，掩护伤员，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助共产党联络各路武装，在百团大战中协同北上支队炸毁北宁铁路……1942年被敌人枪杀。”鲍维江指着棉衣和棉帽讲述着金老太的故事。

展厅角落，有一辆自行车，后轮旁装着个小发电机，蹬起来能点亮车把上的灯。“现在还能骑呢，日本富士牌的。这是伪军夜袭队用过的，今年年初刚从涿州收来。藏家知道我要办抗战展，没多要价，算是半捐半卖吧。” 鲍维江转动脚踏板，发电机嗡嗡作响，车前的灯就亮了起来。“那会儿日本人就有这等物件了，蹬着车就能发电，黑夜里赶路亮堂得很。你再想想咱们的队伍，扛着大刀长矛就敢跟敌人拼。在那么大的差距下硬拼出条生路，你说，这是不是天底下最了不起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