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远去的“甲午” | 人文

那天下午，我平生第一次登上刘公岛。码头人声鼎沸，岛上游人如织。到处是绿植，杂花生树，草坪如毯——自然以最快的速度修复了创伤。商亭、餐馆、旅社、酒店、民居之间，更有一些建筑风格独特的博物馆、纪念馆，在喧腾的景象中显示着醒目的端肃——只有它们保存了往昔岁月的某些切片，不至于让所有记忆都沉入时光的深潭。

131年前，几乎同样的季节，在距此岛不远的黄海水域，一场大战打破了海天之间的亘古宁静。战舰奔突，火炮轰鸣，钢铁撕裂，黑烟滚滚，叫声惨烈……

我随身带了一本祝勇的书——《隔岸的甲午》。在那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同一个地方，在不可能感同身受的另一段时间之流中，我试图通过一些文字去努力靠近那片海域曾经散发出的声音与气息，想象那些悲壮的牺牲、那些不可磨灭的民族痛史，并追索战争的内因。我相信，在刘公岛可感可触的身躯里，大抵仍会藏有一根翻动沉重历史册页的手指，甚至一道专注的目光，让斑驳模糊的字迹浮现，并渐渐清晰起来。

旗顶山炮台上有两个鼓起的、矮矮的圆形暗堡，狭窄的缝隙如张开的干裂嘴唇。那是当年清兵的藏身之地，他们在那“嘴唇”里探出步枪，射击已经登岛且近在咫尺的倭寇。这样的军事设施似乎说明，清朝的作战视野仍停留在被动反击的“短距离射程”内，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与其自大、保守、短视真是相呼应、相表里，岂有不败之理！尽管丁汝昌、邓世昌、刘步蟾们誓死一搏，也无法挽救北洋水师覆灭的命运，仿佛命运早已注定。

真的是早已注定吗？回答这个问题并非那么简单。《隔岸的甲午》从日本对中国旷日持久的研究和美国军舰停靠下田海滨的小切口入笔，渐渐拨开了笼罩在“答案”上的迷雾。言及前者，祝勇不无愤然地指出，“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成了一个透明体，差不多是在裸奔；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却依然是一个混沌、坚硬的固体，对于他们正在做和想要做的一切，中国人不了解，也不屑于了解，好像对日本多了一层了解，就损失了一份爱国……”于是，得出结论：“回望甲午，首先要从了解日本开始。”言及后者，即美国一艘被称为“黑船”的军舰进入日本，没费一枪一炮，仅凭在场的“威压”，便迫使落后的日本与之缔结了城下之盟，由此国门大开，导致明治维新，从而走上了“脱亚入欧”的近代化之路。这一切当然需要人的“推动”。彼时的日本政坛，出现了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吉田松阴、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俊杰雄才”，他们合力参与并主导维新，使日本国运发生了本质性改变。反观“泱泱大清”，民智不开，政治昏聩，只有林则徐、魏源、李鸿章等极少数清醒者，而李的洋务运动还时常被污名化甚至受到朝廷“清流”的阻碍，变革举步维艰。更何况，大清帝国对“隔岸”的明治维新反应迟钝，根本没有从中领悟任何有参考价值的东西。两相对比，“一支没有旧思想羁绊、思想一致的团队”当然要高出“科举入仕、满脑子子曰诗云的清国洋务派”不知多少倍。而两国文化的差异也导致了路径选择的差异，对此，祝勇点明道：与坚守儒家精神价值的中国人不同，“日本人不承认唯一正确的价值体系，也不认为有绝对正义”，谁厉害，谁就代表正义，在他们眼里，不存在儒家“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没有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优越感……无论多么精深的文化，均会被分解为至为简单的两种——有用的和没用的。实用主义的利益观可以简单落实到他们对“黑船”事件的态度上，时至今日，下田仍有纪念“黑船”的节日，日本人对当年美国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充满感激，而不是声讨与控诉，因为从中得到了“实惠”，继而甘愿与之穿上同一条裤子。当然，日本发动甲午战争，除了“内因”，还有“外因”，“日本由传统朝向近代社会的转身，刚好踩在了时代的节拍上”，一方面恰逢19世纪60年代大清陷入内战乱局，一方面西方各国也“被自身的问题绊住了马腿，征服东方的步伐骤然出现了停顿”。日本的侵略野心藉此得以在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中“顺势”发作，迅速膨胀。改革带来的国力提升，也使其对外扩张的企图愈发强烈，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而“当他们决定与亚洲大陆发生联系时，却选择了最暴力、最野蛮的方式”。

从宏观角度看，祝勇将日本自1874年入侵台湾到1945年战败视为“一场战争”，“一场长达71年的战争连续剧”。这期间，作为战争主体，日本从未改变初衷，而发动战争的重要人物，从伊藤博文到东条英机，“其实都是这部连续剧的龙套而已”。这种国家机器运行的结果是，在日本，至今没有人为战争负责，死去的战犯们作为“英雄”被各类神社供奉，“他们昔日的荣光至今丝毫无损”。

反观“此岸”的清朝，甲午之战还有看似偶然却令人汗颜的起因。祝勇用一章篇幅讲到发生在1886年8月的“长崎水兵事件”，这件完全由北洋舰队的清兵引发的激烈冲突，大大刺激了日本国民的自尊心，激发了他们的战争情绪，以致“定远”“镇远”舰也“成为日本对华一战的最佳动员”。日本国内群情激奋，连丸山巷的妓女都纷纷将自己卖身挣来的钱捐出支援战争，更有许多加入到军妓行列。我无法评价日本人的国家意识及其一致性的优劣，我只能面对那一页令人羞愧的历史，如果不痛改自身的劣根，又靠什么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水兵事件只能说明，对军人的各项高标准要求，北洋舰队一项也没有。“他们只有一些从西方买来的炮舰，但无论多么尖端的装备，都是由人来操控的，人的性能，决定了武器的性能。”“战争不只是打武器，而是打国家的综合实力，其中就包括国民的素质……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军队”。“相比于‘天皇的战士’，清朝军队充其量不过是一支‘没有精神支柱的武装集团’。”

甲午海战失利更重要的原因是清政府缺乏自知之明，自认为是东亚大国，武器装备不逊于日本，靠着威海卫、旅顺口之北洋第一门户，以及“均称坚固”的定远、镇远等战舰，与日本“未始不可一战”。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对日本的不了解、对自己的盲目自信、官员的腐败与相互之间的争斗倾轧、军队管理的混乱无序、官兵战斗意志的薄弱”，终究会导致失败，一伺战争打响，平时深藏不露的问题暴露无遗，大清帝国的国防无非是典型的豆腐渣工程，徒有其表，不堪一击。北洋水师也只是一块遮羞布，遮掩的“是一个老化、腐败的行政和军事体系”。而日本，及至战前，已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争体系，包括有效的媒体战，使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站在了日本一方，甚至朝鲜也不愿再接受中国作为宗主国，而愿意接受日本的国际交往理论。具体到两国的军人，参战的心态也有巨大差别：日本兵是为他们的天皇、为他们的“高尚”的“理想”而战斗，清军只是为他们的生存底线、为起码的尊严而战斗。

甲午海战让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以0比5的比分失利，其中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击中日舰的炮弹中竟然有数颗哑弹。电影《甲午风云》展现的那个场景至今犹记，何尝不是清政府整体性衰朽的绝佳隐喻。据祝勇记载，在日本最大的军港佐世保东山海军墓地，还保留着“定远”舰两枚未炸响的开花弹和两枚实心弹。在一个名叫吉备津的小村里，也保留着重达210公斤的“平远”号主炮射出的巨型炮弹，神社里还保存着“镇远”舰的一只铁锚，而它被日军俘虏后经过修复被编入日本海军，成为日本海军第一艘铁甲战列舰，为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立下功勋……钢铁无言，亦无个人意志，却终于成为我们民族创伤最坚硬的物证。在刘公岛的甲午战争陈列馆，我同样看到了更多的战争遗物，遥想流落在“隔岸”日本的那些，感觉战争的遗物依然在用相似的沉默表达着不同的语义。

日方虽然击沉了北洋海军五艘军舰，却并未取得制海权。然而很快，日军就纵穿朝鲜，进入我东北境内，开始了首次深入中国本土的作战。1895年1月20日又在山东半岛的荣成湾登陆，继而夺取了威海卫北帮炮台和南帮炮台。丁汝昌只能徒叹奈何，下令用鱼雷将“定远”和“靖远”炸毁。几乎与此同时，“除了进攻刘公岛时遭遇了坚决抵抗，在进攻旅顺和威海两大军港时，清军将官能逃的都逃了……造成威海与外界通信中断，以至于李鸿章‘愤不欲生’……”

一系列失败导致《马关条约》签署，割地赔款“养肥了日本军国主义，把杀人刀磨得更快，再来大肆屠杀中国人”。而“对于这场战争，清国民众采取的居然是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的心早已麻木了，谁让他们有好日子过，他们就服从谁。”“这个帝国最大的症结，在于‘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

对于历史，我们已无法重返现场，只能去探究、反思，理性看待。在书的尾声部分，祝勇写道：“甲午战争开启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但另一方面，日本也成为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跳板……”“只有理智、冷静、客观地面对历史，正视我们自身的弱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