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汉中市南郑区检察院干警与米仓道历史研究民间学者张祺尉一行三人来到了碑坝镇西河村竹林湾,来寻勘此处的一块“立不起的碑”。
沿河沟徒步约300多米,在一处废弃的木屋附近,大家看到了这块石碑,它藏于一棵漆树下面,碑的上部已经深深嵌入漆树根部,成为漆树的支撑,碑体为花岗岩材质,为就地刻制,字体粗糙,碑面长满青苔,宛如疲惫的老人倚靠在山坡上休息。割开杂草和树枝、拂去苔藓,发现了可辨的文字,内容为:“大清嘉庆二年(1797年),岁在丁已.....,得大人入川安民之告示......,皇清庚申年(1800年)二月.....”,因部分碑体埋于黄土,整体碑文无法全部阅读。该碑最后载明时间为1800年(嘉庆五年),不似官府制作,为当时地方团练或当地保甲所刻。
张祺尉告诉大家:该碑被称作“立不起的碑”,为米仓古道和红色交通线六景之一。最早记录这个石碑的是著名地下党员武志平。1933年期间,武志平在碑坝镇西河村凉水井一带居住工作过,并经常来往于此处,他将碑文记录在《巴山二年》手稿中。此后作家萧凤将这一情节写进了小说《巴山不了情》。根据巴中市文史专家反馈,四川的地方志对此碑也有记载。
清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枝江、宜都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很快起义规模不断扩大,迅速波及川陕鄂三省。嘉庆四年(1799年),清廷以勒保为经略大臣,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大臣,节制川、陕、楚、豫、甘五省官军进击,并要求沿途各州县办团练,坚壁清野,攻抚并施。在此情况下,起义军多次战斗失利,主要领导人纷纷牺牲、被俘或变节,残存义军被迫退入米仓山、巴山老林进行周旋。陕西汉中的南部山区就成为白莲教义军和清政府官军来回进行拉锯、游击的核心战区。
据考证,“立不起的碑”碑文中记载的“得大人”就是“德楞泰”。据《清史稿》记载,德楞泰全名“伍弥特·德楞泰”,生于1749年,卒于1809年, 字惇堂,蒙古正黄旗人,清代著名将领。参加过大小金川、石峰堡等战役,以军功擢升为前锋参领、副都统衔,赐继勇巴图鲁称号。嘉庆二年(1797年),与明亮领兵出征镇压白莲教义军,先后多次重创义军。嘉庆四年(1799年),因斩获多名义军首领,军功卓越,授参赞大臣,死后被追谥“忠毅”。
那时候的川陕边境战火纷飞,清军为堵截白莲教起义军,在羊圈关卡门驻军,在相邻的花石梁小道设卡;南郑知府方其正又在羊圈关上200米再建镇南关,在喜神坝小坝与四川南江县巴峪关再建巫山垭关卡,在小南海驻军青石关,为南郑六大关卡堵截追杀白莲教义军。“立不起的碑”反映的就是这段历史。
站在寂静的山谷,看着这块藏在深山之中,罕为人知的石碑,大家深深感到,“立不起的碑”终究立不起,不仅是因为当时“未能立起来”,而是川陕白莲教起义既是被压迫的底层群众对生存的奋力抗争,也是满清王朝最后的挣扎,这块“立不起的碑”也或许是满清王朝“大厦将倾”的挽歌。
碑文中的“得大人”,伍弥特·德楞泰靠着剿杀白莲教义军而平步青云,被授为参赞大臣,晋封三等继勇公,荣耀声望达到顶点。但六十年后,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俄、美四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德楞泰的孙子花沙纳作为清政府签约代表,签下这耻辱的不平等条约。
作为一个民族的一段苦难记忆,“立不起的碑”确实立不起来,但作为新时代的见证,“立不起的碑”可以、也应当立起来了,见证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新中国的卓越建设成就。
试看今日之中国,蜀道不再难行,群众安居乐业,家家生活安康,如果先民有灵,那可以安息,如果苍山有情,便不再悲戚。
此碑苍然,可以引人深思,不忘先民之苦难,长怀家国复兴之念。
来源:汉中市南郑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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