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有700种语言

塞克语(Seke)是一种濒危语言，最初流通于尼泊尔北部的五个村落，而它的未来，或许要系于几座“垂直村庄”——也就是纽约(New York)布鲁克林(Brooklyn)中部的公寓楼。

这种仅在喜马拉雅山脉高地有不足700人使用、记载寥寥且仅限口头相传的语言，是如何走进这座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的？

二十多岁的拉斯米娜·古隆(Rasmina Gurung)是塞克语最年轻的使用者之一，她在村里跟着祖母学会了这门语言，后来先是搬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Kathmandu)，最终辗转来到纽约——据她估计，至少四分之一的族人都落脚于此。

在这里，他们与来自喜马拉雅地区其他数十种濒危语言的使用者相聚，在尼泊尔语、藏语、英语与各自濒危的母语不断交融的环境中努力生活，同时渐渐形成了新的社区。

但作为全球历史上语言最多元的城市，纽约市的语言多样性或许已达巅峰。这里的700多种语言，占全球语言总数的10%以上。尽管对外人而言，这些语言大多“隐形”又“无声”，却来自世界各地。

过去几十年间，许多移民从喜马拉雅地区、西非、东南亚群岛及拉丁美洲原住民聚居区等语言“热点地带”陆续迁居至此。然而如今，许多曾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力量，正开始变成拆散他们的推手。

纽约及类似城市中这种显著的语言融合现象，可能在人们来得及记录或保护它之前就迅速消逝。这种紧迫感，正是濒危语言联盟(Endangered Language Alliance)工作的动力所在——我是该组织的联合负责人，我们已着手勾勒这一语言图景。

这背后关乎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可能：文化的、科学的、教育的，乃至经济的。语言学家与使用者从未有过如此便利的条件，既能记录那些几乎无迹可寻的语言，又能推动它们的传承与复兴。同样难得的还有艺术、音乐与饮食方面的创新可能，因为全球各地的世界观在此交汇、共生。

皇后区(Queens)的厨师兼诗人欧文·桑切斯(Irwin Sanchez)会说纳瓦特尔语(Nahuatl)——这种语言曾为阿兹特克人(Aztec)所用，他在制作tacos(墨西哥卷饼)、moles(摩尔酱)和tamales(墨西哥玉米粉蒸肉)时，总会琢磨这些词汇的原始含义。

来自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的瓦希语(Wakhi)使用者胡斯尼娅·胡贾米约罗娃(Husniya Khujamyorova)，为六种帕米尔语(Pamiri)的使用者创作了首批儿童读物——如今在布鲁克林本地的“丝绸之路”(Silk Road)上，这些语言都有了自己的痕迹。

从几内亚(Guinea)来到下东区(Lower East Side)的易卜拉希马·特拉奥雷(Ibrahima Traore)，教授着恩科文(N’ko)——这是一种开创性的西非书写系统，他还力推其在各类新技术中应用。

出生于摩尔多瓦(Moldova)、以意第绪语(Yiddish)写作的作家鲍里斯·桑德勒(Boris Sandler)则以自己的方式，一部接一部地创作小说，为意第绪语在纽约的奇迹般复兴添砖加瓦。

勒纳佩语(Lenape)是这座城市所在土地上的原生语言，如今也在绝境中重获生机。在安大略省(Ontario)乡村的最后一个据点，仅剩一位母语使用者，而新一代的行动者正将这门语言推向更广泛的受众。

凯伦·莫斯科(Karen Mosko)便是其中之一，她生前每月都会到曼哈顿(Manhattan)教授这门语言——在勒纳佩语中，曼哈顿意为“我们获取弓箭之地”。

再说说那位年轻的塞克语使用者拉斯米娜·古隆。七年来，她一直在尼泊尔和纽约记录这门语言，录制了数十小时的内容，其中不少已完成转录与翻译，还有一部日渐完善的词典。但如今，长辈们陆续离世，也带走了这门语言的记忆。

去几十年间，机缘巧合之下，古隆所在的布鲁克林社区成了世界各地人们建立同乡会、宗教场所、餐馆及各类商铺的聚集地——不同的文化世界在此比邻而居。在塞克人的“垂直村庄”周边，步行几分钟就能听到加纳(Ghana)教徒说着契维语(Twi)，阿塞拜疆(Azerbaijan)理发师讲着朱胡里语(Juhuri)，司机们一边吃着烤肉串、喝着威士忌，一边用乌兹别克语(Uzbek)闲聊。

汽车修理厂、非正式的通勤面包车、清真寺与酒吧里，交织着非洲、亚洲、欧洲、加勒比地区及拉丁美洲的语言声浪。

尽管还有诸多潜力尚未发掘，但“巴别塔”——不是圣经中的神话，而是当下的现实——已在纽约这样的城市里以惊人的程度运转。

此刻，正是理解、珍视并守护它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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